小园在北，占地较小，面积约为大园的四分之一，有门通向东咸欢河，河沿筑有河埠，积肥农船便可在此靠岸，运走周家草灰和粪肥。大园在南，占地较大，西边有一垛长达四十四米、高约一米的泥墙，作为与西邻梁家后园的分界线。这套房子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占地1300多平方米，有30多间房子。所以，对于相关购房雇人，他完全负担得起。鲁迅在上海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但是，对此，鲁迅是受之无愧的。
喜欢读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在《呐喊·自序》中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后来，鲁迅在应《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又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 。
鲁迅这些话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他出生于“小康人家”，只是后来家道败落，以至于后来寄人篱下，几乎成了“乞食者”。特别是他为了给父亲治病天天跑当铺，遭到白眼无数。再加上鲁迅始终衣着朴素，面容清瘦，与“有钱人”的形象毫不沾边。所以，鲁迅“清苦”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了。
不过，人们恐怕对周家有些误解，鲁迅说自己出生于“小康人家”，确实是有些谦虚了。绍兴周家是如假包换的土豪。
大家一定都知道鲁迅那篇著名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百草园，是浙江绍兴新台门周家的一个菜园，百草园在浙江绍兴的鲁迅故居后面，北临东咸欢河，东邻沈姓房屋，西接梁家后园，南宽北狭，占地近2000平方米。由于太大，有大园小园之分。小园在北，占地较小，面积约为大园的四分之一，有门通向东咸欢河，河沿筑有河埠，积肥农船便可在此靠岸，运走周家草灰和粪肥。大园在南，占地较大，西边有一垛长达四十四米、高约一米的泥墙，作为与西邻梁家后园的分界线。不知大家是否可以想象一座2000平米的“菜园”是何等的壮观？
光一个菜园就已经足够令人震撼，那么周家的房子有多大？据史料记载，在清嘉庆年间，周家在老台门以南、以西各购建住宅一所，称之为过桥台门和新台门。新台门位于东昌坊口西侧，是一座大型的台门建筑，坐北朝南，青瓦粉墙，砖木结构，共分六进，共有大小房屋80余间，连同后面的百草园在内，共占地 4000 余平方米。鲁迅在周家新台门内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踪迹。而绍兴鲁迅纪念馆始建于1973年，2003年初，为恢复鲁迅故里的传统风貌，周家新台门被有限恢复，但是，已经远远无法体现昔日周家祖宅的风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在脑海中想象一个有六进，八十多间房屋的超级豪宅是多么的壮观。
可能是因为对小时候住豪宅的经历记忆过于深刻，鲁迅在住房上还是习惯“大”。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教育部佥事。既然来了北京，首先就要解决住的问题。鲁迅在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胡同看中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占地1300多平方米，有30多间房子。这套四合院，被朋友们形容为完全可以开运动会。这在当时的北京城，绝对算是足够体面的了。不仅如此，鲁迅还雇了管家、厨师、车夫以及打杂采购、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的男女仆人八九人，就连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后来也不得不感叹：“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多的男女佣工……”
按照鲁迅日记中的记载，鲁迅在这套房子上共计花费了4475.1元，其中房价为3500大洋。鲁迅在1912年至1926，做了14年的公务员，他的薪水也是一路上涨，从最开始的每月60块大洋涨到了每月360块大洋。另外，鲁迅除了在民国教育部拿工资外，后来还兼职好几个大学的教授，收入同样不菲。所以，对于相关购房雇人，他完全负担得起。
那么，离开“体制”的鲁迅是不是生活的很拮据呢？当然不是。鲁迅在上海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在上海，鲁迅成了“自由撰稿人”，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一百元和《奔流》杂志编辑费一百元；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3-5元，以此算来，鲁迅每月的收入至少有五百元，生活比在北京时还要宽裕，有一次，北新书局的经理私自克扣鲁迅大笔版税，鲁迅随即雇佣著名律师与之谈判，最终成功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光追回的版税就达两万多元。
鲁迅的确出生于“土豪家庭”，后来，又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一直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对此，鲁迅是受之无愧的。正因为靠自己能力和努力换来的可观收入，才使他没有了后顾之忧，才充分保障了他无论是在北京大四合院，还是在上海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里，都保持了良好的写作环境和写作心境，才能使他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始终应付自如、游刃有余，让他的文章变成锋利的匕首和投枪，准确的刺向各种反动势力的心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