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段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重新成为朝廷重臣，全面负责朝堂工作，废除王安石新法，而他在洛阳这15年就是他全力以赴编写资治通鉴的日子。在经历过这种切肤之痛的不断杀戮与背叛之后，宋朝的文人急需要重新树立以儒家思想为知道原则的道德体系观念，重新高举忠孝仁义的大旗恢复已经丧失的世道人心。
资治通鉴司马光写了多少年?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们又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记录和整理，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史书种类和内容非常多，简直可以用瀚如烟海来形容，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资治通鉴司马光写了多少年?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资治通鉴司马光写了多少年
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们又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记录和整理，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史书种类和内容非常多，简直可以用瀚如烟海来形容。
其中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史学著作，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不二法门，但是这二十四史的部头实在是太大了，要想读完，除非是专业人士，一般人还真的很难做到。
而且这二十四史不但数量多，而且都是用纪传体写的，所谓的纪传体就是一个个历史人物来写，这样写的好处就是你对人物的生平比较了解，但是对整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是比价模糊的，很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
幸好在这二十四史之外，有一部从周代到宋朝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要了解宋朝之前的历史，读它就够了，而且这还是一本编年体通史，按照年份来记录历史事件，对于了解整个事件和国家大事非常方便，可以说是为我们普通人了解中国历史节省了三分之二的精力和时间。
读到这里你一定为忍不住想夸耀一下编辑这部史书的人，多么伟大的史学家呀，不但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记录，而且还为我们现代人节省了最宝贵的时间资源，这么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他。
不过你见到他千万别这么夸他，你这么夸可算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因为这个作者最讨厌别人叫他历史学家，而且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搞历史的，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家，他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司马光砸缸的主人公，司马光。
为什么会有两部唐史司马光在宋朝乃至整个中国都算的上是顶级的文人，这主要是后人对他的评价，然而在当时他的心里以及其他的心里，司马光都是那个时代一流的政治家。
司马光的政治岁月简单来说分为三段，前一段是蒸蒸日上的前途一片光明的宋朝士大夫，中间一段是在于王安石的斗争中落马失败，躲在洛阳闭门著书十几载不问世事。
第三段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重新成为朝廷重臣，全面负责朝堂工作，废除王安石新法，而他在洛阳这15年就是他全力以赴编写资治通鉴的日子。
司马光要写的并不是一本史书，他要写的是给统治者看的历代治国的经验教训，所以在选取史料和角度方面，都处处透露着司马光的见解，也可以说是整个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大力提倡的思想，这就是恢复和发扬传统的儒家思想。
宋朝能成为我国文化的巅峰时代，除了有大量的诗词文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让儒家又一次发扬光大，无论从民间还是官方，都重新夺取了原本属于儒家的那个位置。
程朱理学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讲究忠孝仁义这些东西，宋朝时期形成这种思想，主要是因为前车之鉴的教训就在眼前历历在目，这就是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的惨痛教训，因为那个时期思想最为混乱，各种叛乱夺权，弑父弑君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这种条件下，就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侍奉朝代和皇帝最多的政坛不倒翁冯道，喜欢他的人说他是殚精竭虑的保护了文化和人们，但是宋朝人却非常讨厌他，认为他完全就是不断背叛自己朝廷的小人。
在经历过这种切肤之痛的不断杀戮与背叛之后，宋朝的文人急需要重新树立以儒家思想为知道原则的道德体系观念，重新高举忠孝仁义的大旗恢复已经丧失的世道人心。
要恢复世道人心，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俱，用的就是这种赞扬好人，把坏人钉在耻辱柱上的办法。
于是宋朝的士大夫们也决定编一套史书，来重新阐发一下儒家这种褒贬的精神，但是等他们准备要开始编订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他们无史可写了。
因为中国历来都是现朝给前朝修史，但是宋朝之前是五代十国，这五代总共加起来的时间才50年左右，就算是修史这也很不过瘾，宋朝人其实想修的是唐史，但无奈唐朝的史书，已经被后晋修过了。
但宋朝的士大夫们一看，这在混乱的后晋修的这叫什么历史呀，完全没有体现儒家精神，从史书上根本看不出来批判了谁，表扬了谁，于是就算在已经有了一部唐史的情况下，以欧阳修为主的北宋士大夫，决定再重新编写一部唐史。
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朝代居然有两部官修史书，因为名字都一样所以后来的人只能用新旧来区别，所以就有了《旧唐书》和《新唐书》这两部官方史书。
韬光养晦司马光正是在宋朝这种高举儒家旗帜的大背景下，司马光编写历史，从一开始就是本着强烈的道德色彩去的，训诫的意味非常浓郁。
不过一开始司马光只是用业余时间来修史，因为当时史学的地位很低，经学才是最主流的，司马光作为以为新兴的政坛明日之星，主要精力也不肯能放在编著历史上面。
但是这一切从宋神宗当政的时候开始有了变化，年轻气盛锐意进取的神宗皇帝，决定任用王安石彻底改革宋朝的各项制度，命令一出朝野上下震动，无数人反对新法，这其中最激烈的就是脾气倔强的司马光，用他那彪悍的性格一直上书反对变法。
因为宋朝有一条底线是不杀士大夫，所以对于这些反对的人，皇帝的做法一般都是打发他们到地方山去做官，但对于司马光名气实在是太大，放到地方上皇帝和王安石都不放心，于是给司马光找了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发到了洛阳，那就是让司马光编撰一部中国通史。
这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因为在此之前编撰的都是断代史，一朝一部历史，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之外，但是这宋朝距离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千年，而且司马光要写的是中国通史，包含了司马迁《史记》的部分内容。
这项工作对于一般人来说绝对能称得上是光荣伟大，但是对于当时的司马光来说纯属是无奈之举，毕竟神宗皇帝信任王安石已经到了无回复加的地步，这个时候继续留在朝廷已经没有意义，司马光又想起了自己那同姓的另一位名人，司马迁，都是在遭受厄运的时候退而著书。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司马光以非常优越的条件，开始了他在洛阳的蛰伏和编书工作，这一干就是15年，司马光一生最巅峰状态的时光，可以说全部都奉献给了这本书。
即便是被皇帝打发到洛阳编书，司马光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政治理想，也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个单纯的史学家，他编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皇帝一个参考意见，看看从古至今那些历史上的朝代有那些值得借鉴的地方，有哪些是需要批判的地方。
司马光的目的很明确，这就是一本统治者的参考资料，所以给这本书取名叫做《资治通鉴》，一次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从来都不是一本单纯的史书。
如此惶惶巨著，选哪个时间点作为本书的开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耗尽了司马光最精华年景的《资治通鉴》，从哪一年开始直接向世人传递出非常明显的信号。
如果我们翻开《资治通鉴》，会发现司马光用来开始的年份是个很奇怪的年份，这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作为开头，就算是很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也一时想不起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大部分史学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一年的前些年，因为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
名与实的较量公元前公元前453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这一年晋国的赵氏联合韩﹑魏灭掉了智氏，自此中国历史从春秋时代进入了战国时代，春秋时期的超级巨无霸晋国从此不复存在。
这个历史分水岭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司马光却偏偏不以这个事件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始，却偏偏要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作为开端，是他不了解这件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吗，不恰恰是因为司马光太理解从春秋到战国的意义了，所以才用了这个不起眼的年份。
因为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件小事，但是在司马光的眼里却是晴天霹雳的大事，那就是周王室发布诏书，任命了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也就是说从名义上承认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实，并且从此这三家和晋都是同等地位的诸侯国了，尽管这个时候所谓的晋室已经名存实亡了。
司马光的基本政治里面，几乎都包含在这对开篇年份的选择上面，司马光的逻辑是典型的儒家君臣的那套逻辑，非常清楚。
为什么不以公元453年作为战国的开始呢？因为这个时候韩赵魏是乱臣贼子犯上作乱，他们没有经过晋候的同意就私自进行战争，瓜分土地，这是典型的犯上作乱的行为，属于最被儒家痛恨的事情。
但这件事在既成事实之后的几十年之后，周王室下令分封了韩赵魏三家，从此不但从事实上韩赵魏成了诸侯国，而且在名分上，韩赵魏也是堂堂正正的诸侯国了，因为这是周王室亲封的，而且这三个新的诸侯国后来全部成了战国七雄，足见当年晋国的实力有多强。
司马光最痛恨的就是乱臣贼子，所以他对于三家分晋这件事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既然周天子都已经承认了这件事，那么他有不得不记录，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周天子册封他们的这一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而不是韩赵魏实际成立的那一年。
这其中不但有司马光的忠君思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另一个体现，那就是关于名分的重要性，孔子认为任何事情的前提就是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孔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
也就是说不管你韩赵魏三家，是不是在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只要周天子不同意，你们就是妥妥的乱臣贼子，哪怕你们再怎么强大，在名分上依然属于晋国的臣子，没有跟晋候平起平坐的权力。
这就是儒家的正名思想，也就是儒家一项是坚持名分的，很多事只要你没有名分，不管你实力再强，也是得不到大家的承认的，而且司马光在这里也有批评周天子的意思，怎么能因为他们实力强大，就能容忍他们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呢，乱臣贼子就不应该被册封。
这一点司马光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的周天子已经是自身难保的，小的完全就是一个中下等规模的诸侯国，跟韩赵魏这种低级诸侯国的实力根本没法比，而且战国时代已经开始变得血腥，周天子唯一的价值可能也就是下个诏书什么的，要是不下这个诏书，可能分分钟周王室就被灭掉了。
但不管怎样，司马光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名分很重要，哪怕是在板上钉钉的事实也不行，所以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对于开篇，用的是周威烈王二十年，周天子颁布诏书的这一年，他认为这一年才是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的年份，也是承接孔子的史书《春秋》写战国时代最恰当的年份。
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之后，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迎来了神宗皇帝驾崩，太后亲政请他出来主持工作的事情，尽管《资治通鉴》已经给司马光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他也明明知道搞政治容易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是司马光从来都没把自己当做是什么文学家史学家，在他眼里他始终都是一个政治家。
果然司马光主持工作之后，全面废除新政，步子迈的太大，前面王安石变法如果说是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司马光的一年之内全盘否定基本观点肯定都是持反对意见的，不够这些司马光走的比王安石更远，他是个纯儒，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无论如何都会去做，典型的儒家信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总结：尽管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这本伟大的历史著作，但他本人从来不认为这是一本历史书，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历史学家，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对于同一本书，同一件事，古人和我们的看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了解历史不能想当然的去理解，很多我们以为的事情，其实真实情况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