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统以君王为代表，表明皇帝具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而道统则以读书人为承载，担当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与此同时，山西汾河流域在黄河文明孕育中也占据重要位置。河南在古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集中体现在洛阳、开封等地。这是从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山东之于中国的文化地位。山东何以成为思想重镇山东能成为古代中国的思想中心，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通过考古学和出土文物的研究，充分证明了齐鲁大地文化的多元性。
祭孔大典，感受厚重的齐鲁文化。
国庆节前夕，记者到黄河边上的德州齐河县，参加山东黄河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举行的座谈会，来自北京、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全长5464公里，下游横穿山东，山东境内河长617公里，黄河“入海口”就在山东。座谈会上，黄河流域辉煌灿烂的文化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除了“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思想大家看山东”也成为很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黄河流域政统和道统的分野
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体系先在黄河流域奠基壮大，像汉民族、汉字、汉文化和思想都在黄河流域形成，然后不断向四周扩展。
上海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授余志鸿曾研究认为：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为圆心，然后如石子投水般以“涟漪”状一圈圈向外围扩展，这和西方游牧文化以“点对点的线性传播”明显不同。
在我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核心部位是中国人常讲的“中原”，是指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在长时间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省份出现不同的发展“侧重”，像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等省，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承担起不同文化角色。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政统和道统之别。政统以君王为代表，表明皇帝具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而道统则以读书人为承载，担当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
具体说来，陕西、山西和河南，都曾长期为我国的政治中心，是古代中国的政统承载地。在座谈会上，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大纲说：“陕西、山西这两个省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特别是汾河和渭河流域是黄河文化形成的核心区域，中国历史上有13个朝代在此建立，它的政治地位确定了它的核心区域。”
渭河流域在古代中国较早地扮演起政统中心的角色，像秦汉、唐朝都曾经建都关中。与此同时，山西汾河流域在黄河文明孕育中也占据重要位置。中国黄河网总编、山西省黄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稳柱在座谈会上发言说：黄河文明的形成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在山西体现在夏商周三代，此外山西的三晋文化也比较有名，存在大量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比如鹳雀楼、碛口古镇、黄河古渡、黄河铁牛等。
河南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也很特别。2011年3月28日，作家余秋雨到河南参加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时曾说：“河南这个地方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里？我曾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要看一个地方的文明度，就看它有没有变成国都，国都很重要。那么，有8个古都被全世界确认，8个古都有一半在河南，充分说明河南的重要。”
河南在古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集中体现在洛阳、开封等地。洛阳古称洛邑，曾为东周国都，晋朝也定都洛阳；隋唐定都长安，但洛阳地位越来越重要。武则天特别喜欢洛阳，说此地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还说“水陆通，贡赋等”；公元690年，武则天迁都洛阳，后继李唐重返长安，但在唐亡前夕，第19任皇帝唐昭宗又迁都到洛阳。宋朝往东，定都开封。
山东区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但思想文化繁茂，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度成为中国最耀眼的思想中心，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标志，山东开始在古代中国长期担当道统承载地的角色。
1919年，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面对列强慷慨陈词：“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是从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山东之于中国的文化地位。
“诸子百家一半是山东人”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发明家，出生和汇聚到山东，逐步创建起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所谓“诸子百家一半是山东人”。
山东的诸子百家思想引领中国思想两千多年，当年胡适到山东曾特别称赞“山东人阔哉！”。1931年1月，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来青岛网罗人才，被邀在国立青岛大学演讲时，对齐文化、鲁文化、鲁学、齐学以及孔子、阴阳家、神仙家、黄老之学等信手拈来，侃侃而谈，胡适旁征博引，借古讽今，演讲尾声，最后总结道：“鲁学的儒，齐学的道，都来自山东，山东人支配了中国两千多年，阔哉！”
山东人的确够“阔”。鲁国的孔子创立、孟子承继的儒家学说，以仁礼为核心，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很大，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鲁之小邾国人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以“兼以易别”为核心，体现和代表了广大下层劳动者的呼声，是先秦显学。
齐国孙子写作《孙子兵法》十三篇，被誉为“兵学圣典”，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代表了炎黄子孙的智慧，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之一，后世的兵书大多受他的影响。
齐国管子的思想庞杂，包含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思想是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称霸力；崇礼义，又讲法治，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是两位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李斯、韩非的授业老师。
战国时期宋国蒙人(今山东东明)庄子，是庄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最早提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庄子文章想象丰富奇特，哲理妙不可言，被称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是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
大家纷呈，不一而足。综合看“山东地界”上的这些著名思想家，囊括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派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至今是中国人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和齐家治国的重要规矩和原则。
张大纲说：“黄河流域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天地合一的思想，追求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形成社会大同理想，这是黄河文化的精髓。”从山东先哲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精华思想。山东目前拥有古籍近300万册，其中《论语》《春秋》《大学》《中庸》《孟子》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
山东何以成为思想重镇
山东能成为古代中国的思想中心，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刘延常，过去曾主持参与过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项目。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在曲阜的时间长了，刘延常就思考：为什么孔子出在山东，而不是别的区域？
刘延常的这个思考，很多人也想过，就是山东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思想中心”？为什么山东出了孔子、管子、孙子、墨子、孟子等“诸子百家”人物？
思考的结果是，齐鲁大地自周朝以降是一个多元思想交汇之地，既有原来的东夷文化，又有商朝带来的中原文化，特别是周王室分封在山东境内的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齐国，一个带来了周朝礼仪文化，一个则包含商和周两种文化。从外部讲，经贸、文化、战争等方面的交流，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使齐鲁大地成为思想百花齐放之所。
通过考古学和出土文物的研究，充分证明了齐鲁大地文化的多元性。《史记》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周公旦和姜子牙，一文一武，是周朝初期两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分封到山东，给山东带来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孔子以周公思想为宗，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齐国立国之始就重民需，“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发展更注重实际，所以出现了管子“以人为本”的思想。
当然，山东能够孕育出内涵丰富的齐鲁文化，根本在于山东是黄河入海的地方。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山东能在古代中国一度成为思想中心，与其地处黄河下游的位置很有关系。
张稳柱表示：“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大河岸边，如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布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我们人是离不开水的，择河而居，包括农耕文明种植离不开水，文明的产生地肯定是大河。”
山东黄河促进会咨询委员会主任、原山东省旅游局局长李德明说：从地理上讲，大江大河最后的“入海口”是一个积淀的地方，一个总结的地方，这种积淀和总结会反映到经济和文化上，山东正好处于这样一个位置。
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化，从全国来看，无论是黄河的下游山东，还是长江的下游江南、珠江的下游广东，都是经济富庶之地，同时也会是文化繁荣之地——广东在传统文化思想上逊于江南和山东，但近代以来伴随着海洋贸易兴起而常得风气之先。在古代中国，农业为主，山东地处黄河下游冲积扇平原，平畴千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这应该是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
来源：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