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天不亮就起床，到了目的地，先看好地形。那紧张亢奋以及草叶的清香，至今令人难忘。那个领头带我们抓蟋蟀的高年级邻居，绰号叫“大地主”，平时根本不读书，也不知道富农和贫农的区别，总觉得“富”比“贫”好，就回答说“富农”。结果被解放军询问、扣押，了解情况后才放出。现在我知道，那些执勤的解放军是415招待所的空军地勤部队。至今想来还感到懊恼。
现在我有第三代了，小男孩们有时候要玩蟋蟀，但蟋蟀一跳出来就束手无策，我则可以轻松地逮着，俨然老手。他们哪里知道，这可是童子功啊！
小时候家境一般，父母根本没有条件买什么玩具之类，但是我和很多弄堂里的孩子一样，童年玩得很开心，那时我们有各种原始的玩法，印象最深的当属抓蟋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到八月以后，就是我们的“蟋蟀季”了，我和邻居孩子们常结伴到附近郊区的农村田地、空旷野地去抓蟋蟀。一大早天不亮就起床，到了目的地，先看好地形。第一步是静静地蹲着，耳朵侧听叫声，找准方向。然后，轻轻找到它藏身的地方，用蟋蟀网罩住洞口，再用水浇或用蟋蟀草引逗；如果不行，再用细铁棒伸向洞边，蟋蟀惊动后会跳进或者爬到网上来。此时就用竹罐桶或纸罐桶把它轻轻地灌进去，再用杂草树叶封好口。回到家里，放进一个垫有泥土的旧搪瓷缸、铁罐或蟋蟀盆，里面放一个小小的水盆，再放些水和米饭，就算把蟋蟀养起来了。那紧张亢奋以及草叶的清香，至今令人难忘。
记得跟着高年级的邻居还不辞辛劳地到过七宝、华漕、诸翟公社等地去。那些地方离家很远，但那里的蟋蟀骁勇善斗。一早出门，抓好蟋蟀步行回家，骄阳似火，走在路上又热又渴，见到有水龙头的地方，嘴对着龙头就灌一肚子自来水。有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会乘上公交车，售票员看到我们这样子，也不叫我们买票，让我们乘上一二站再下车。
70年代初有一次，我们在小金更、大金更、永安公墓（现在的档案局附近）那里抓蟋蟀，被隐蔽在草丛里执勤的解放军抓住，他们严肃地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抓蟋蟀……”他们又问：“你们家庭出身是大资本家还是大地主？”我们摇摇头。他们又问：“是富农还是贫农？”那个领头带我们抓蟋蟀的高年级邻居，绰号叫“大地主”，平时根本不读书，也不知道富农和贫农的区别，总觉得“富”比“贫”好，就回答说“富农”。结果被解放军询问、扣押，了解情况后才放出。我们都吓出一身冷汗。现在我知道，那些执勤的解放军是415招待所（现在是虹桥迎宾馆）的空军地勤部队。
抓好蟋蟀第二天，小伙伴们开始斗蟋蟀，当时叫“斗俘虏”，输方要把自己的蟋蟀给赢方。有一次，我在七宝镇豇豆田里抓到一只红头蟋蟀，翅膀发亮，凶狠无比，所向无敌，连续一周内没有对手，真所谓“横扫千军如卷席”。大概是我得意忘形，太逞能了，没有让它好好休息，疲劳作战，最后一次，它才咬了一个回合就落荒而逃，我也只能乖乖把它送给对手。至今想来还感到懊恼。
1972年我到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读书，有一次学农下乡，辅导员不相信我会抓蟋蟀，他们哪知道，这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每年9月8日前后是节气中的“白露”，这个日子我记得最牢了，因为白露以后，下一场雨，气温就下降一点，蟋蟀叫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悠长、沙哑，以后就逐渐消失了。每到这时，就是我最伤感的日子。
现在我有第三代了，小男孩们有时候要玩蟋蟀，但蟋蟀一跳出来就束手无策，我则可以轻松地逮着，俨然老手。他们哪里知道，这可是童子功啊！（邱根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