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后人是否读书，是家庭能否兴旺的标志。他把希望寄托在纪鸿、纪瑞二人身上，认为此中关键全在他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曾国藩认为《大学》之纲领皆“已身切要之事”，其八条目中为真正“致功之处”，则仅格物与诚意。关于“专”，曾国藩认为这是求业之精的唯一之途。
进德修业，读书明理
曾国藩非常重视子弟家人的读书学习，以进德修业为树人之道，教育他们旨在做一个“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对曾国荃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
曾国藩反复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告诫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咸丰八年，曾纪泽参加科考，曾国藩即告诫他：“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出榜后，要求立即阅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曾国藩嘱他抓紧时间读书，充实自己，要求他写信“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
其后，曾国藩更明确地提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他告诫曾纪泽、曾纪鸿：“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宫。”曾国藩说：“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要求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曾国藩尤其嘱咐曾纪泽：“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
他认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是“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二是“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即“孝弟仁义”；修业即“则诗文作字是”。进德之事，在家书中，曾国藩对作人处世，修身养性，为己之学等，从各个方面作过大量论述。至于修业以卫身，曾国藩认为：“卫身莫大于谋身。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作为劳心之士，总须读书才能获得谋身之资。曾国藩强调说：“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
曾国藩认为后人是否读书，是家庭能否兴旺的标志。他说：“只望儿侄辈读书，少有所成，将来孙辈看作榜样，便是世家好气象。”如果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文理不通，则榜样太坏，“将来孙辈断难成立”。他把希望寄托在纪鸿、纪瑞二人身上，认为此中关键全在他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侄子曾纪瑞“得取县案首”，曾国藩“喜慰无已”，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曾国藩叮嘱曾纪端“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
读书的目的之一是“进德”，即做到“孝弟仁义”。进德要从少儿时期开始，曾国藩对朱熹所编《小学》一书十分重视。朱熹从古代经史等文献中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为《小学》。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鉴古等四个纲目，外篇分嘉言、善行两部分。该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流传广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书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体现了“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曾国藩因此“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
曾国藩认为：“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而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阙焉不讲。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古代的三物之教，“则训诂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也是此意。曾国藩因此将“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首先进行品德教育，“童子知识未梏，言有刑，动有法，而蹈非彝者鲜矣”。
在曾国藩这里，因进德修身而读书是第一位的，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曾国藩说，如果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即使是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如果“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曾国藩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读书是为了做一个明理之君子，如何做到这一点？曾国藩认为《大学》之纲领皆“已身切要之事”，其八条目中为真正“致功之处”，则仅格物与诚意。所谓格物，“致知之事”；所谓诚意，“力行之事”。何者为物？“即所谓本末之物”，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以及天地万物、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所谓格，“即物而穷其理”。
曾国藩举例说，“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荐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致知之事”，即弄清各种事物之理。所谓诚意，“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为“力行之事”，即按照所明之理去做。格物与诚意“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显然，读书是为了做一个笃实践履的明理君子。
教子侄“读书之道”
经过长期学习实践，曾国藩形成了自己的“读书之道”，如“专”字诀和“耐”字诀。关于“专”，曾国藩认为这是求业之精的唯一之途。他要求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若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作试帖均是如此，“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他“切嘱切嘱，千万千万”，要求诸弟此后写信来，“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曾国藩说“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和疑义，心得可以共赏之；疑义则可以共析之。”他提出，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质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但当守一耐字诀。
曾国藩时时勉励儿辈努力读书，要求他们努力奋发，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即使“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曾纪泽十八岁时“学业未见其益”，曾国藩以姻伯之子因家贫勤苦好学，“少年成名”之事例教诫他，说：“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他勉励侄子曾纪瑞说：“将相、圣贤、豪杰均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曾国藩告诫他说“侄等处最顺之境，当最富之年，明年又从最贤之师，但须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愿吾侄早勉之也。荫生尚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侄十八九岁，即与纪泽同进京应考。然侄此际专心读书，宜以八股试帖为要，不可专恃萌生为基，总以乡试会试能到榜前，益为门户之光。”
当家中儿辈“读书不甚长进”，曾国藩遂以“为学四事勖儿辈”：一是“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二是“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三是“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四是“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这是曾国藩“阅历一生，而深知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
曾国藩还具体指导诸弟及子侄读书学习，包括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如“看、读、写、作”。他不时给儿辈讲学术发展史，在给曾纪泽的函中说：“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他告诫曾纪泽看《汉书》，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并教以小学中字形、训诂、音韵三大宗，对他“从事小学、《说文》，行之不倦，极慰极慰。”
对朱熹所说“涵泳”二字，曾国藩作了贴切的阐发，他告诫曾纪泽：“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针对曾纪泽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曾国藩嘱他“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曾国藩还主张读书要有选择，他希望曾纪泽承其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他所好其他八种书“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关于作诗，曾国藩认为曾纪泽所作七古诗“气清而词亦稳”，阅之感到“欣慰”，告诫他作诗最宜讲究声调，并选抄五古九家、七古六家作为范本，认为这些诗“声调皆极铿锵，耐人百读不厌”。曾国藩说，拟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高声郎诵，“以昌其气”，继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迸，“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曾国藩认为，诗成自读，“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他引用古人所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锻诗来就且长吟”，说明“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因为“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懂得这一点，“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曾国藩还细心指教曾纪泽如何领会古人之诗，如韩愈五言诗“本难领会”，要他“先于怪奇可骇处、诙谐可笑处细心领会”，可骇处，如咏落叶则曰“谓是夜气灭，望舒雷其圆”；咏作文，则曰“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可笑处，如咏登科，则曰“侪辈妒且热，喘如竹筒吹”；咏苦寒，则曰“羲和送日出，框怯频窥觇”。曾国藩嘱曾纪泽“从此等处用心，可以长才力，亦可添风趣”。
关于写字，曾国藩甚至教以“讲究墨色”，说：“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问，故能使光气常新也。”
关于作文及写字，曾国藩教以“珠圆玉润”四字，说：“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并列举“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如徐陵、庚信，但他认为江淹、鲍照“更圆”，沈约、任防、潘岳、陆机，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驷、蔡邕，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韩愈“其志意直欲陵驾子长、卿、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尔于古人之文，若能从江淹、鲍照、徐陵、庚信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四人之圆，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尔其勉之”。他认为自己对于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达之腕下，每歉然不怡耳”。
曾国藩认为，读古文要精熟，“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原”。如果“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读古人之文，要“领略古人文字意趣，尽可自摅所见，随时质正”。曾国藩指出，可从四个方面探究，一是“有气则有势”，二是“有识则有度”，三是“有情则有韵”，四是“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他嘱曾纪泽从所阅古文中，悉心揣摩“何篇于何者为近”，写信要长一点，“放论而详问焉”。
对于儿辈，曾国藩抱着很大的希望。在读书治学方面，他认为自己有三大不足，即生平三耻。一是“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二是“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三是“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曾国藩嘱曾纪泽，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曾国藩告诉他，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要他“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嘱他“凡作一事，无论大小易难，皆宜有始有终”。作字则先求圆匀，次求敏捷。如一天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续，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这样便可以弥补其“缺憾”。
曾国藩在指导儿辈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其长处和短处，如曾纪泽“制举文字，工力过浅，性亦不近，难作侥幸之想，只冀看书稍多，续我素志。”又说他“看书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诗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岁时教导得法，亦当不止于此”。现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作诗文是其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工夫”。看书写字是其所长，“即宜拓而充之”。指出曾纪泽写字“笔力太弱”，嘱他以后“常摹柳帖”，家中有柳书《元[玄]秘塔》《琅邪碑》《西平碑》各种，嘱他取《琅邪碑》每天临摹各百字，要“临以求其神气，摹以仿其间架。每次家信内，各附数纸送阅。”
家人读书如有长进，曾国藩为之高兴，曾国华作古文大有进步，他“欢喜无极”，说：“往时见弟文，亦无大奇特者。今观此信，吾弟真不羁才也”，“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为者，吾弟皆可为之矣”。曾纪泽对有关小学问题的回答，“亦有条理”，曾国藩“甚以为慰”。当知道曾纪鸿为老师“所赏”，曾国藩甚感“欣慰”。
综而言之，关于读书治学与治家，曾国藩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思想与经验，值的我们深入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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