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广泛传播和建构理论体系，“太平道”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教徒人数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为把教徒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战斗力，张角把数十万教徒分成三十六方，大方有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张角看中184年，是因为184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是官方承认的第一个“甲子年”。到了184年，恰逢第一个“甲子”的到来。具体的起义时间定在184年三月五日，各地的渠帅纷纷着手，做好准备。
公元184年二月，一个叫唐周的男子昼夜兼程，风尘仆仆地来到东汉首都洛阳（东汉时洛阳名“雒阳”，曹丕称帝改称“洛阳”，为行文方便，咱们都称“洛阳”）。
唐州的身份是信使，要送的是一封密信，收信人是皇帝身边的两个宦官封胥和徐奉。
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三月五日我们就要正式造反了，请两位像商量好的一样，当好内鬼，干净利索地把皇帝老儿给干掉。
封胥和徐奉的职位是中常侍，日常工作是掌管皇帝文书、传达皇帝诏令，相当于现在领导身边的机要秘书。
这个职位当时全国一共才十二个，权力极大，地位极高（权倾人主），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两位宦官为何还要冒风险参与谋反呢？
他们的动机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
可能性有两种。
有学者说，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极大满足后，就要追求精神层面的欲望了。古代人大概也这样，那些吃尽穿绝、提前实现了物质自由的人，也会想方设法在精神层面上有所实现。
宦官虽然生理上和普通人明显不同，但心理上和普通人也没多大区别（在个别方面或许有些变态），所以，封胥和徐奉参与谋反，有可能也是在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投身于伟大的造反事业，建立一个辉煌灿烂、公平正义的新王朝。
但从汉末宦官们的平均政治觉悟看，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另一个可能性，是封胥和徐奉希望自己能继续在乱世中活下去，最好来个长生不老。
为什么两人会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这次造反是汉末第一大宗教“太平道”策划的，教主张角曾对教徒承诺说“从者为种民，不从者沉没”，大概意思是“信角哥得永生”，不信角哥就得死。
所以，封胥和徐奉造反的原因，第二个可能性更大一点。
那张角又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为何要造反呢？
张角：自媒体高手张角是巨鹿人（今河北平乡县一带），生年不详，死于公元184年。
张角在创立“太平道”并当上教主前，没有什么光辉事迹，“家世不可考”。
魏晋之后极重视门第，如果家里有人当过一官半职，史书上非记录一笔不可。
所以，张角“家史不可考”意味着他出身卑微，很可能出身贫苦家庭，也许读过一点书，如果他写的东西不是找人代笔的话。
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西晋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说，张角乃豪族出身，家中金银如山，妻妾成群，还养了很多死士。
考虑到晋朝和汉末时间上距离不远，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至于《三国演义》中把张角称为“不第秀才”的说法，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东汉时并没有实行科举制。
公元170年左右，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开始在冀州传教。和历史上很多宗教导师一样，张角的传教也从给人看病开始。
当时瘟疫盛行（瘟疫的事儿，后面还会细说），很多人生病，张角自称有仙术，念几句咒语，再画符烧成灰混在水里给病人喝下去，病就能好。
有人喝下符水后，病还真的好了。
从科学角度看，符咒烧成灰就能治病显然是没法说通的，所以张角要么是用其它手法治好了别人的病，要么就是一种纯粹的“安慰剂效应”（心理学概念：病人服用无效药物，但“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病人靠着免疫力自愈了。
但张角确实治好了病人——虽然在治好一个人的同时也许治死了一百个，但在绝望时大家显然更愿意传播好消息，张角的名声就传开了，流量越来越大，粉丝也越来越多。
靠制造“神迹”来传播宗教，你如果熟悉世界各种宗教历史，对这种手法一定不会陌生。
刚开始时，张角大概只想蒙点钱，最多是开个直播间卖药，但相信他的人多了以后，张角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决心把事业干大点。
首先，张角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打广告，宣传“太平道”。史书记载说，张角派出八名弟子，向八个方向出发的，宣传太平教义，据说宣传手法是把教义编成曲子，边走边唱。
在那个老百姓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时代，唱小曲比发传单有效多了。
据说，河北省现在有些地区，今天还流传这种“太平道乐”。
其次，他开始写文来影响粉丝三观了。
张角提出了一套“末世论”（也是全世界各种宗教兴起时通用的招数），声称瘟疫兴起是因为上天要“除凶民、度善人”，消灭坏人，留下好人，在人间建立新秩序。
那如何判断谁是凶民，谁是善人呢？
张角又说了：
“从者为种民，不从者沉没。”
意思是信奉太平道、跟着我干的，都是“种民”、好人，能继续活下去，甚至还可以得到成仙；不跟我干的，都是“凶民”、坏人，都得在疫灾中死掉。
（被视为《太平经》伪书的《太平经钞·甲部》与张角提出的理论颇为相似，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理论源头。）
通过广泛传播和建构理论体系，“太平道”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教徒人数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十余年间，太平道的信徒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数量达数十万人。
史书记载，当时人们信仰太平道是非常狂热的，有许多人变卖了全部家产，不远万里来投奔张角，连通往巨鹿的道路都被堵塞了。
张角不但粉丝多，影响力还出圈了。
刚开始时，信仰太平道的都是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底层民众，包括农民、城镇中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后来一些读书人和官吏也开始信教了，这其中就包括上面我们提到的封胥和徐奉。
有学者说，“太平道”能传播到上层社会，是因为它的教义中还含有“兴国广嗣之术”，说白了就是“房中术”，教你怎么生儿子，顺便再教你几个姿势。
所以说，张角就是个自媒体的高手，形式上有创新，内容也能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他的粉丝能不多吗？
枪杆子里出政权粉丝多了，张角也开始膨胀了，决定把事业再干大点，比如，推翻东汉政府，自己弄个皇帝当当。
想造反，不能光靠“笔杆子”，还得有“枪杆子”。
为把教徒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战斗力，张角把数十万教徒分成三十六方，大方有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每一“方”安排一个首领，叫“渠帅”。
这样张角领导渠帅，渠帅领导信徒，就形成了一套清晰、简洁的指挥系统。
手里掌握了军队后，张角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意思是汉王朝代表的“苍天”气数已尽，该由“太平道”代表的“黄天”取而代之——后来起义军都裹黄色头巾，代表的“黄天”，被称为“黄巾”，但敌视的他们的人，则称为“蛾贼”——大概是头顶黄巾，比较像飞蛾吧。
不过，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张角的口号搞错了，因为按照“五行相生”的规律，应该是“赤天已死，黄天当立”，按照五行相克的规律，应该是“黑天已死，黄天当立”。
至于“甲子”，就是指公元184年了。
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当年时甲子年。
“岁在甲子”意思是要在184年起义。
张角看中184年，是因为184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是官方承认的第一个“甲子年”。
公元前124年，汉安帝刘祜正式下诏，把干支纪年作为帝国的官方纪年方式。到了184年，恰逢第一个“甲子”的到来。
汉安帝一个没什么太大意义的操作，不小心吹响了帝国的葬歌。
具体的起义时间定在184年三月五日，各地的渠帅纷纷着手，做好准备。
其中，荆州、扬州的信徒数万人，被调到太平道总部冀州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准备起义。
同时，洛阳以及其它州郡官府的墙壁上、大门上，都被“太平道”信徒们用石灰写上了“甲子”等标语。
看到后面这个记载，我是有所怀疑的，“太平道”信徒们大张旗鼓地到官府墙壁上搞涂鸦，难道官府们就没有察觉么？
不过从后来的反应看，他们还真的没有察觉（或者是察觉了担心追责不敢上报）。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诡异。
功亏一篑的“斩首行动”除了做好起兵的准备后，张角还在皇帝身边发展了内线，就是上面说的封胥和徐奉。当时，一个叫马元义的渠帅多次出入京城，负责与封胥、徐奉联络，商量如何在起义时把皇帝给直接干掉。
这个马元义绝对是个谍战高手，他不但策反皇帝身边的宦官，还策反了皇帝身边的宿卫（相当于贴身保镖）。
如果后来没有发生泄密事件，黄巾军还真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干掉皇帝、拿下洛阳，历史说不定又是另外一个面貌了。
马元义，一个真正的厉害角色。
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起义前一个月（184年二月），马元义又去了洛阳，大概是为了安排一些行动细节。
可不知道是出于原因，张角又派出一个叫唐周的去了洛阳，任务也是与封胥、徐奉联系，商量起义时里应外合之事。
这么机密的事不保持单线联系的原则，可见张角搞地下工作的水平是很差的。
放到现在的国产谍战剧里，大概活不过第一集。
而且，从事这么重要的工作，唐周应该是张角亲信中的亲信。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唐周到了洛阳后就叛变了，他没去联系封胥和徐奉，而是一溜烟地跑到了衙门，把封胥、徐奉，还有潜伏在洛阳的马元义给举报了。
可见，张角用人的眼光也不咋地，看人不准。
唐周举报后，洛阳城内炸锅了。封胥、徐奉和马元义全部被捕，马元义被处以车裂，封胥和徐奉也都被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一千多名洛阳的“太平道”信徒。
马元义被处死的消息传到冀州后，张角决定提前造反，并派人连夜通知各地的渠帅。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自称“地公将军”，其弟张梁自称“人公将军”（称号来源于《太平经》中“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万物治也”的理论），率领信徒起义了。
其他地方的信徒也起义响应，一时间，起义的烽火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当时东汉分十三个州，可以说起义的烽火波及了东汉政府的绝大部分统治地区。
因为黄巾军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农民，所以后来这次起义被定性为“农民起义”。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农民是一个最能隐忍的阶层，除非真急眼了，否则是不会放弃“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枯燥乏味且朴实无华的生活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东汉的农民给逼急眼了呢？
请看下期：大灾变，东汉末年的天灾和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