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简单培训，我被分配到文物保管组，参与文物的清理和入库。7月3日，专家组开始对编钟做首次检测。8月1日下午2时，首场编钟音乐会在驻地部队某师大礼堂拉开了帷幕。曾侯乙编钟原件仅有的这次远行在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礼乐重器，编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使用编钟，常常令其在敬天地、祭鬼神、享宾朋的重大的礼仪里和国之大事中担当重任。“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
曾侯乙编钟出土运进库房时，冯光生（右）曾经忍不住用手轻轻叩了叩其中一件小钟。
编钟出水现场照。
曾侯乙编钟及其铭文，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保存了2400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如同一部有声典籍，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先秦音乐上取得的成就。这件世界上的重大发现，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成就的重要体现，也是那个时代世界音乐文化的高峰，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高度。
曾侯乙编钟横空出世
1978年春，我刚刚入职湖北省光化县文化馆，就赶上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的发掘工地需要抽调人员。经过简单培训，我被分配到文物保管组，参与文物的清理和入库。5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临时值守抽取墓坑积水的浅水泵，但见随着水位平稳、徐缓下降，沿墓葬中室南壁和西壁，三处条状阴影渐渐显出。后经考古队员探摸，我第一次得知新词“编钟”，是乐器。5月28日，墓坑积水清出，编钟展露出高大、完美的全貌：长过7米、宽过3米、高近3米的巨型钟架，分3层8组悬挂着多达65件钟体。这套来自上古的庞然大物，吸引和震撼了大家。当部分钟体运到工地仓库后，我迫不及待地用手轻叩其中一件小钟，清脆、明亮的声音直入耳际。在库房进行清理时，我仔细端详一件件钟体，认真地描绘其形状，笨拙地临摹其纹饰和铭文，乐此不疲。
当时，各路专家陆续来到工地，有王冶秋、顾铁符、张政琅、李学勤、裘锡圭、石泉等等。考察之余，他们大都免不了做一场现场报告。繁忙的工地，俨然成为一个考古重大发现的高峰论坛。我们一帮年轻人享受着一场场“知识恶补”。
6月28日，工地总指挥谭维四因为我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的音乐学习背景，派我接待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专家组的黄翔鹏先生。7月3日，专家组开始对编钟做首次检测。我从黄先生那里得知：这套编钟每件钟可以激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古编钟“一钟双音”的规律，是黄先生之前考察陕西、山西、甘肃、河南等地出土编钟时的发现。事隔一年，在此得到了印证：曾侯乙编钟每件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分别可以激发一个乐音，且有铭文分别标示相应的名称。
7月27日，我们临时组成的一个“考古乐团”，在黄先生指导下，试奏排练了由他和王原平编创的一组古今中外的乐曲，以实际演奏的形式展现这套编钟的音乐性能。8月1日下午2时，首场编钟音乐会在驻地部队某师大礼堂拉开了帷幕。第一支乐曲由我领奏，我用中层第一组的高音钟奏响了《东方红》的第一个乐句，美妙的钟声激动了全场所有人的心。
而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40年间，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与传播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
追寻2400年前的乐音
曾侯乙编钟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人们从青铜器、礼器、乐器的角度认识曾侯乙编钟，多学科间的相互协作、渗透、影响，都是为了追寻其灵魂——2400年前的乐音。
1979年9月，《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开展。曾侯乙编钟原件仅有的这次远行在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月，国家文物局确定开展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由谭维四、华觉明出任课题组组长。这个系统工程，开展了对编钟形体、音响、化学成分、金相组织的检测和分析，对编钟铸造方法的查验，对编钟振动模式的观察。在此基础上，一套按“原设计音高”标准复原的编钟——这项被黄翔鹏视为“曾侯乙钟律体系研究工作中尚待深入探究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由中国音乐学院于2012年完成。
音乐学对乐器音响的采集、分析方法在曾侯乙编钟研究的运用中逐步成熟、规范。同时，编钟的音乐学和乐器学考察，作为一种重要技术手段，充实了考古学对钟体分型分式的观察要素，丰富了考古界依形制、纹饰、铭文对编钟进行断代研究的方法，为音乐考古中的乐器断代研究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这种交织的知识，又深化到钟形的选择和钟体的局部变化对钟声的影响，以及双音技术的形成过程。
我们发现湖北民歌中大小三度重叠的特性音调，以五度为框架、三度为枢纽，与曾侯乙编钟的律制特点相吻合。民歌即成为钟乐“复原性”创作的源泉。此外，我们还尝试从有据可考的琴曲文献中选取古曲进行编创，在传统音乐的意蕴、古曲的意境中寻求遗迹。这些不同的努力都是希望借曾侯乙编钟等音乐文物建构起一部远古音乐史。
1988年11月，以首届曾侯乙编钟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标志，曾侯乙编钟成为具有国际性的研究课题。自此开启的10年一度的纪念性学术活动持续至今，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专题成果交流平台。1992年，曾侯乙编钟（复制件）首次出境赴日本展演，随后，在两岸交流、香港回归、重大国家庆典、对外文化交流和外交礼仪中，都闪现着编钟的身影。和谐、美妙的钟声回响在世界和平的大舞台上。
2004年至2015年，由邹衡、谭维四领衔，集合了一个因曾侯乙编钟结缘，有30余年合作友谊或师承关系的老、中、青学者组成的20余人的写作团队，编撰出版了《曾侯乙编钟》。这部大型专著以“放大镜下的曾侯乙编钟”为旨意，首次全面发表了曾侯乙编钟的全部纹饰及铭文细节。
2016年，国际音乐考古学界在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宣称：曾侯乙编钟及其铭文，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保存了2400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先秦音乐上取得的成就。
编钟浸透着“和”的美学思想
钟是古代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使用较早的一种精神表达和传播的重要工具。中国先秦编钟起于晚商，兴于周代。在那个充溢着“以礼治国，以乐兴邦”思想意识的时代里，“礼”与“乐”互为表里，构成了政治制度缺一不可的两大要素。作为礼乐重器，编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铸造编钟，往往与君王、贵族的政治意向，与追孝先辈、光宗耀祖以及祝福子子孙孙永保用享相关联。使用编钟，常常令其在敬天地、祭鬼神、享宾朋的重大的礼仪里和国之大事中担当重任。人们希望以和美的钟声祈祷风调雨顺，寓意政通人和。编钟作为物化了的精神产品反映出古代人类文化的精华和极为丰富的内涵。
乐悬制度是周代礼乐制度具体实施的重要表现。“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规定了不同阶层允许作乐的规模和享乐的权力。“乐悬”实指钟、磬之类大型编悬乐器的配置。包括曾侯乙编钟在内的曾国礼乐遗存系列以及其它相关考古发现，是我们研究乐悬制度以及周代礼乐文明翔实、系统、史料价值极高的资料。
曾国礼乐遗存系列显示出周代礼乐乐悬配制及其规模上的发展：首先是于西周早期，曾侯墓中有钟无磬，金石之声尚不完善。现知最早的钟磬配置出现于春秋早期的曾侯絴伯墓。其次，领封于周公的曾侯犺并不拥有“轩悬”之制。《周礼》所谓的“诸侯轩悬”自春秋早期的曾国才得以见到。之后，在史称“礼崩乐坏”的时代，曾侯絴伯墓、曾侯乙墓、随州擂鼓墩M2呈现的“轩悬”之制在外在的架势和布局上并没有改变，变化的是内涵——实际配置的钟、磬数量。再之后，曾侯絴伯墓、曾侯乙墓、随州擂鼓墩M2均为编钟、编磬、建鼓的配置，体现出曾国礼乐制度历代相传的特点。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同时“和”字是一种编管乐器的象形，长短有别的竹管及其高低不同的乐音通过编排，形成有机的一体，即成为“和”的乐器和“和”的音乐。先哲论“和”常以乐器比附，大概原由在此。追求“协”“和”成为编钟最为响亮的名号。中国乐钟独创的一钟双音技术得以成熟并广泛用于实践。一钟双音三度音程“和而不同”的技术成果与“和而不同”的理念在每件钟体上重合，编钟成为“和”的美学思想的精彩体现。
对于钟的声音，其从每钟双音、每组钟的音列、钟组间的音列及衔接上，追求钟声和美好、准确与和谐，几近达到可以炫技的程度。对于钟的装饰，其不仅从钟体的造型、色彩、纹饰、表面处理及光泽度、铭文的章法及工艺等精工雕琢，在钟架造型和彩绘上，除一般纯粹的装饰之外，还将人的形象替代传统的负重兽作为立柱，赋予钟架构件新的隐喻性质：仿佛钟声来自这些托举着钟架的佩剑武士的吟唱。这一设计在“击其所悬由其虡鸣”的巧思和原则基础上，寓人与钟声的相饰相和，可谓匠心独运。这是“和”的理念在听觉和视觉的结合上的完美表达。
美国著名学者麦克伦指出：“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的一切猜想。不仅其制作技术水平，而且在哲学—音乐学上所获得的成就，都使我们高度钦佩。”
由一件历史文物清楚地反映该文明的时代文化特征，凝聚如此众多的科学技术，体现当时人类文明的诸多成就，以至于改写区域文明的发展史，这是在其它古老文明中不曾拥有的例证。环顾公元前5世纪的整个世界，曾侯乙编钟所反映出来的音乐文化和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世界乐器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共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