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突然从家乡传来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要从济州岛坐船回朝鲜半岛参加丧礼。崔溥一行人在登陆台州之前，先是漂流到了舟山群岛，在岛上遭遇到了海盗。按照我们今天现代国家的划分来看，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越南这五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今天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还有越南境内的政权，都把汉字作为官方文字。这几个汉字只用来记音，不表示任何意思。
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来聊聊文字的传播。我们还是从熟悉的汉字出发，而且会提到一个有趣的概念，叫“汉字文化圈”。
首先，我们从一个悲催的故事说起。
听不懂，写下来500多年前，在朝鲜的济州岛，有一个官员名叫崔溥。有一天，突然从家乡传来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要从济州岛坐船回朝鲜半岛参加丧礼。不曾想，出海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大风浪，漂出外海去了。一船人胆战心惊地在大海上漂流了十来天，最终在中国浙江的台州境内登岸。
当时的中国正值明朝时期，沿海饱受倭寇侵袭，崔溥一行人差点被当成倭寇给砍了脑袋，后来好不容易说明了身份，最终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来到北京，还拜见了明孝宗朱佑樘，然后从北京走陆路，跨越鸭绿江，在出海五个月后，终于回到了朝鲜。
在这一段传奇的经历当中，还发生了一个悲惨但好像又有点好笑的小插曲。崔溥一行人在登陆台州之前，先是漂流到了舟山群岛，在岛上遭遇到了海盗。海盗把崔溥的衣服扒了，绑住手脚，拿棍子打他胳膊，要他把金银财宝都交出来，不然小命不保。崔溥就大喊：“我们朝鲜又不产金银，你就是打断了我的胳膊，要了我的命，我也拿不出来，没有呀！”
崔溥说的当然是朝鲜话，可是海盗们听了，居然给他松了绑。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听不懂崔溥说了什么，得先给他纸和笔，让他把话写下来。
他写了，读完之后，海盗头子很生气，又把崔溥重新绑上，又打了一顿。
这个场景想来有些好笑，但是又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朝鲜来的崔溥，不懂中国话，他在抵达北京之后才遇到翻译，但是在这之前，不管是跟政府官员、还是海盗、还是跟满大街来看外国人热闹的老百姓，好像他都能沟通，怎么沟通呢？那是借助笔和纸，写汉字来沟通。
历史上，汉字曾经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语言，传播到说汉语以外的地方，成为共通的书面沟通方式。1919年，日本历史学家西岛定生借用西方的文化圈概念，圈出了一片历史上大规模使用汉字而且文化相通的地区，命名为“汉字文化圈”。这个汉字文化圈涵盖了哪些地方呢？按照我们今天现代国家的划分来看，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越南这五个国家。
跨语言文字这几个地方在历史上有许多文化共性，比如说都有阴阳历、都有大乘佛教、都有筷子、吃米饭、用漆器等等，在各个文化之间相互传播。不过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汉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今天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还有越南境内的政权，都把汉字作为官方文字。通用的也不只是汉字，还有汉字承载的文化内容，比如说汉诗。《源氏物语》里就讲过，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最爱读白居易的诗。他们不仅读汉诗，也写汉诗。
明朝的时候曾经派使臣出使安南，也就是今天越南的北部，明朝使节当然以华夏自居，把安南看成是蛮夷，安南的君主就很不服，写了一首汉诗来反驳，这首诗怎么写的呢？他说：
“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玉瓮开新酒，金刀斫细鳞。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这首诗的第二联写道：“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可见安南本国的礼乐制度跟中国的一样，安南君主还特别引以为傲。没错，在汉字文化圈里，儒家的礼乐制度是比汉诗更重要的共同文化基因。汉字文化圈都曾经崇拜孔子，读四书五经，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最高的道德取向，都实行过类似中国的科举制度，考试的教材，用的是儒家经典，考试答题，也用汉字写作。
这里咱们需要特别提一下，历史上的中国常常同时存在多个政权，比如说古代的辽宋金时期，今天或许还有人会把辽啊、金啊，想象成蛮夷，但其实他们也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辽代创造了契丹文字，但是他们的外交文书呢，还是会用汉字，不但跟宋朝往来用汉字，跟西夏和高丽往来也是用汉字。
辽代贵族的墓碑，好像也总是要写点汉字才显得庄严，就算碑文的内容用契丹文写，标题十之八九还是会用汉字。辽、金两朝都实行科举制度。金代科举除了要考儒家经典，有时还会考诗歌和书法，这些当然也都用汉字。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跨地区、跨民族、跨语言使用同一种文字的现象很早就有了，汉字文化圈的情况并不是特例。比如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就是最早的跨语言文字。楔形文字最早的创造者是苏美尔人。
而使用楔形文字的民族有好多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巴比伦，他们的语言属于闪米特语，其实跟苏美尔人的语言差别很大。跟汉字一样，楔形文字也是意音文字，其他民族借用的是字形和字义，发音还是用自己民族的念法。
为什么要弃用汉字？楔形文字在大约2000年前彻底消失，而汉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过，如今，朝鲜和韩国书写的是谚文而不是汉字；越南也废除了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来书写；日本是保留了部分汉字，但是它最重要的文字是假名。汉字文化圈的这些国家，为什么会逐渐弃用汉字呢？
其实，日本、朝韩、越南弃用汉字的根本原因，很简单也很明显，就是文字和语言不兼容。汉字本来就是为了记录汉语而创造的，一字一音，有天然的适配性。日本、朝鲜和越南学去的汉字用来写汉语文言文，没有什么问题；但用汉字来记录他们平常使用的日语、朝鲜语或越南语，就不那么适合了。
我们拿日语来举例吧。日本的樱花非常有名。在日本汉字里，这个樱字的写法就很奇怪，右上角不是像汉字这样是两个贝，而是三点（桜）。对我们说汉语的人来说，这个字很好记，因为左边木字旁表示这是一种植物，右边婴儿的“婴”提示读音。
可是，对说日语的人来说，日语里的婴儿跟樱花的发音完全不一样，婴儿的婴字又那么复杂，就干脆把两个贝简化成了三点。这就可以看出，汉字里的形声字对说汉语的人来说方便记忆。但对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来说，声旁反而成了学汉字的阻碍。这是汉字或者说意音文字很难用来完整记录其他语言的原因。
还有，日语的语法结构也跟汉语很不一样，它有词尾，类似汉语的虚词，但数量要多得多。汉语里的虚词，像“的”“地”“得”，都采用谐音的办法，借别的同音字来记录。日语里有那么多词尾，时态和语态一变，词尾都要跟着变，那意义更加抽象，没办法用汉字来表达，只好借用汉字里的同音字来记录这些词尾的发音。
所以，早期日本人要用文字记录日语的时候，就经常把汉字当成纯粹的表音工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英语，在good morning旁边，要用汉字写上“古德猫宁”。这几个汉字只用来记音，不表示任何意思。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万叶集》，还有最早的历史书籍《古事记》，就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后来，日本人觉得，反正是记音，何必要用汉字那么麻烦呢？而且汉字里同音字又多，都用来谐音的话，你写南方的“南”，他写男女的“男”，我写困难的“难”，都不统一。所以后来，他们就从几个发音一样的汉字里挑出一个作为代表，固定使用，写着写着就从方方正正的汉字变成了汉字草书，再简化成更抽象的符号，而且一个发音只有两种符号，分别用于不同场合，这就是今天的假名。其中一套叫平假名，另一套叫片假名。
方块字才是字？和日本一样，汉字文化圈的其他族群，也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比如说，越南创造了喃字，这个“喃”就是口字旁加上南方的南。喃字跟汉字的关系非常紧密。比如说，越南语里，“女性”念成gái 。那么喃字就写成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乞丐的丐，用的是汉字的偏旁，汉字的规律，但按照越南语的读音和意思重新组合。在中国西南，过去有很多民族也用类似的方法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壮族的壮字。
比越南喃字改得再多一点的，要数辽、金、西夏时期的几个北方民族。他们没有直接拿汉字的偏旁来用，而是在汉字的偏旁上增减了几笔笔画，比如契丹大字、女真文字。还有一种，那就干脆另起炉灶，重新设计偏旁，就像西夏文字。但总的来说，这些文字都还是跟汉字一样，属于意音文字。
大改的，像日本这样的，还有朝鲜。朝鲜发明了自己的表音文字，称为谚文。朝鲜语也跟日语一样，有很多词尾，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思密达”，和日本一样，他们走上表音的道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辽朝后来也从意音文字的契丹大字，变成了表音文字的契丹小字。
我们回顾一下，汉字文化圈的这些汉字以外的文字，统称为汉字系文字，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这些文字都是用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第二，这些文字的造型都是四四方方、有横竖撇捺笔画的方块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鲜的谚文。
谚文字母的造型，可以一路追溯到蒙古的八思巴文字，八思巴蒙文来自藏文，藏文又借鉴了印度梵文，但是谚文跟它的这些来源又不同，它是字母文字里罕见的方块字。打个比方，英语里的teacher，按字母t-e-a-c-h-e-r从左写到右，一列排开；要是按照谚文的写法，就会把t-e-a像一个汉字那样排在一个方块里，再把c-h-e-r也排在一个方块里。
所以从外形上看，谚文还是方块字。这么做与其说是技术上的原因，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觉得“方块字才是字”。可见，汉字文化圈后来自创的文字哪怕不是汉字，还是会深受汉字的影响。
我手写我口是不是其他民族创造出自己的文字以后，很快就会用新文字取代汉字呢？现实告诉我们，不是的。实际上，汉字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汉字还是受到推崇，民族文字反而遭到歧视。
比如说日本的假名，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贬义。一个东西的名字，要是用汉字写下来，才算真名；用假名写下来，不过是假的名字而已。假名还有个名字叫“女手”，因为在平安时代的日本，汉字被看成是有权威的文字，而假名是女性才使用的俗字，地位低下，男性不屑使用。越南也是一样。喃字创制之后，只断断续续当过三十年左右的官方文字，其他时间仍然通行汉字。
日本和越南这样的国家都如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更不用说。壮族的壮字在壮语里叫做Sawndip，意思是生字，不成熟的文字。进取的壮族知识分子，还是要学习汉字，参加科举考试，有时候反过来，他们还会更加歧视这些土字俗字。
一边是象征着正统、高贵和典雅的汉字和文言文，一边是生动、通俗地记录、表达本族语言的民族文字，汉字文化圈的这些国家和民族，总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如果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的语言兼容，用起来也更方便，为什么改变书写系统这么难呢？
这里原因很多，其中一点可能跟过去文字教育被上层阶级垄断有关，平民、尤其是女性，缺乏学习文字的机会，“我手写我口”并不是那个时代的首要呼声。另一点原因是，光有文字还不够，还需要足够的文献去支撑。朝鲜、越南长期奉行儒学，科举考试采用中国的四书五经，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推行本民族文字，难度当然很大。
日本、朝韩、越南这几个地方，真正废除汉字，或者减少使用汉字，要到20世纪下半叶。越南摆脱法国殖民，争取到独立以后，才开始大规模推行拉丁字母。朝鲜半岛过去用汉字跟谚文混合的方式书写，直到朝鲜战争后，北朝鲜和韩国才先后改用纯粹的谚文。
日本没有废除汉字，仍然采取汉字和假名混合的书写方式，但汉字的数量和比例都不断降低，明治维新时降到3000个左右，二战后又降到了2000个左右。
总结汉字文化圈的变化，一方面跟现代化有关，教育在全世界受到重视和普及，文字不再被垄断。会说就基本会写的民族文字，学习成本更低，更适应一般民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跟汉字文化圈的传统秩序已经终结有关。就算在中国崛起的今天，那个以华夏为中心、其余皆是蛮夷的旧格局，也不可能重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