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者视为侵权，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太原开往北京的这趟列车全程要行驶561公里，正常行驶时间约为13小时44分。两人极力平复紧张的情绪后，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TQD自动仪肯定遭到了敌特分子窃取。此时，值班民警敏锐地意识到事关重大，不敢怠慢，马上向上级领导汇报。上级领导十分重视此案件，并逐级往上汇报。接到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立即抽调各路精英，组成了以黄碧华为组长的专
作者：广西河池市 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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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9年暮春，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工作和居住的地方。
春天，是海棠花正艳的时节。中南海西花厅后院那片海棠花迎来了自己最美丽的花季。娇嫩的碧叶，一丝不苟地衬着洁白如玉，薄如轻纱的花瓣，洁白如玉的花瓣像年轻的母亲一样，深情地将蛋黄色的花蕊搂在怀里……在微风中，那片开得红红火火、兴高采烈、娇艳无比的海棠花，把整个西花厅渲染得更显温和、美丽、快乐……
中南海西花厅
此时的周恩来总理正在西花厅里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
“恩来，天都亮了，你还是休息吧。”邓颖超轻轻地推开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外轻声督促道。
周恩来总理抬腕看了看手表，时间已是早晨5点10分。于是他用常说的口头禅答道：“睡就睡。”
周总理十分讲究整洁，他习惯地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把笔、墨、放大镜放到固定位置，然后起身把椅子摆放整齐，准备回屋休息。
“叮铃铃——”突然，他桌子上的那部专线电话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周恩来总理急忙把话筒拿到耳边，说道：“我是周恩来。”
电话是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李如洪打来的。
“总理，我是李如洪。有个涉及我最高军事机密的事情向您报告……”电话那头传来李如洪急促的声音。
接听不到三分钟，周恩来总理神经顿时高度紧张起来，他双眉微蹙, 问道：“这个情况你们核实了吗？”
“总理，我们核实了，情况的确如此。”
“是什么人这样胆大包天！”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调查。”
周恩来总理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可是件天大的事，你们必须尽快开展调查。等会儿我跟公安部联系，要他们派员协助你们的调查工作。”
挂断电话后，周恩来总理立刻打电话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
周恩来总理扼要地向谢富治通报了李如洪刚才汇报的情况，然后用十分严肃的口吻说：“这可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事，由你们公安部牵头，会同李如洪他们——必须在十日内破案！”
这是国家总理亲自下达的命令，谢富治这位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十分清楚任务的重要性。
他接到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后，放下手头的工作，推辞掉当日安排好的一切公务活动，亲自出面，组成专案组，并任命黄碧华为专案组组长，抽调公安部及相关领导和侦查员组成专案组，当天即开展侦查工作。
专案组的主要成员分别为：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高阳明、河北省公安厅代理厅长裘为群、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刘灵华、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俞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样的事竟然惊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咱先从一起火车失窃案件说起。
一、火车上俩旅客皮包离奇被调换
1969年暮春的一个夜晚，太原火车站。
“各位旅客，太原开往北京的596次列车将于8时零5分准时发车。还没有检票的旅客请抓紧时间检票上车……”车站的喇叭里传出播音员亲切的声音。
“再见，路上小心呀！”
“注意行李！”
“早点回！”
“记得给我写信、打电话。”
“……”
顿时，此起彼伏的叮嘱声，从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飘向列车；车窗人头攒动，一只只道别的手挤出窗口不停地挥动着……
此时，只见月台上一个身着草绿色旧军装和一个身着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急匆匆地穿梭在人群中，他们很快就来到了3号车厢检票口。
身着草绿色旧军装的年轻人约三十多岁。他掏出两张车票，递给检票员。他身后跟着的那个身着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看上去也只有二十三四岁，此时他紧紧抱着一个黑色人造革皮包，显得十分警惕。
他俩很快在3号车厢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接着，身穿旧军装的年轻人把包放到行李架上，然后拿出一条链条锁，把手中的皮包锁在行李架的卡条上，他仔细检查一番后，才松了松衣领，解开上衣扣，放心地坐了下来。
“鸣——”随着火车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徐徐开动了。
那两个年轻人不像其他旅客一样闭目养神，或观看车窗外的美景，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行李架上的那个皮包，生怕一眨眼，皮包就会跑了似的。
太原开往北京的这趟列车全程要行驶561公里，正常行驶时间约为13小时44分。
在近14小时的旅程中，两个年轻人的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过那个皮包，生怕那皮包有什么闪失。
晚上9时，火车抵达终点站——北京永定门站。
永定门火车站
身穿旧军装的年轻人伸了伸腰，似乎是在放松紧绷了十几个小时的神经，然后，他打开行李架上的链条锁，准备将皮包取了下来。
他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觉得皮包不对劲，皮包明显比先前轻了许多。他慌忙打开皮包查看。
“妈呀，怎么都是些废纸！”这位年轻人不禁叫了起来，顿时面如土色，惊恐万状，似乎要瘫倒在地。
“我们一直盯着的呀，怎么就像变戏法一样，包里的东西就变成废纸了呢？”另一位年轻人，不断地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惊恐中带着茫然。
“赶快找！”身穿旧军装的年轻人挥了挥手。
两人便以3号车厢为起点，分别沿着前、后方向的车厢寻找过去。
然而，这时列车上的旅客都已经下了车，车上已经没人了。望着空空如也的车厢，这两个年轻人瘫坐在地上。
这两个年轻人是什么人？被调的皮包里装着什么重要东西呢？
这两个年轻人是山西省太原市703科研所的干部，身穿旧军装的是该所保卫科的科长秦家康，身着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是保卫科的科员杨晓晨。
要知道他们丢失的皮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咱先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讲起。
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我国西部戈壁大漠上空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然而，为了赶超美苏，打破他们的核垄断和核讹诈，进一步提升氢弹的威力、稳定性，尽快研制出运用于实战的新型氢弹，于是我国全力开展了新型氢弹的研发工作。
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指挥下，全国各大科研机构通力合作，全力开展技术攻关。
两年后，即1969年，山西省太原市的703科研所，成功研制出了TQD自动仪。别看这个TQD自动仪体积不大，从外观上看就如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大小，但它却是提升氢弹威力和稳定力，增加投放准确性不可缺少的重要元部件。
TQD自动仪研制成功，使我国在氢弹制造技术上，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突破。
按规定，地方科研所研制的部件，需要送到北京做进一步的技术测试、鉴定及定型。
于是，703科研所把TQD自动仪的送检任务交给了该所的保卫科科长秦家康。秦家康于是挑选了责任心较强的科员杨晓晨与自己一起执行TQD自动仪的送检任务。
奇怪的是，装着TQD自动仪的皮包在上了链条锁，且在秦家康和杨晓晨的严密看护下，却不知不觉地被人调包了。
此时瘫坐在车厢地板上的秦家康和杨晓晨惘然无措，脑子一片空白。两人极力平复紧张的情绪后，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TQD自动仪肯定遭到了敌特分子窃取。于是，跌跌撞撞地到车站附近的永定门派出所报案。
二、审讯仪器护送人秦家康、杨晓晨
在永定门派出所值班室里，秦家康和杨晓晨两人气喘吁吁地向值班民警叙述了在火车上发生的一切。
听完他们的讲述，值班民警慎重地查看了他俩的工作证件和介绍信。此时，值班民警敏锐地意识到事关重大，不敢怠慢，马上向上级领导汇报。上级领导十分重视此案件，并逐级往上汇报。很快情况就会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讲述的，周恩来总理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打电话，下令限期10天内破案的那一幕。
接到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立即抽调各路精英，组成了以黄碧华为组长的专案组，立即着手开展调查，并将这起案件定为 “全国特大案件”。
与此同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签发了一份紧急密电，通知我国所有的边境口岸、边防哨卡以及邮电部门，立刻全面排查所有出境物品，发觉可疑的物品，一律先行扣下。
接着，专案组在国防科工委会议室召开了首次案情分析会。
专案组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认为能瞄准国家尖端武器核心部件下手的，绝不是一般江湖混混和小毛贼。很有可能是苏修特务、西方敌对势力及台湾情报部门进行的一次有预谋的，窃取我国家机密的行动。
“同志们，如果按这个思路，那么不禁要问：敌方情报部门是怎样获得氢弹核心部件的送检计划及送检时间的呢？”专案组组长黄碧华说道，“综合目前我们收集到的情况，我认为，负责押运TQD自动仪的秦家康和杨晓晨有嫌疑——至少说他们身上有不能自圆其说疑点。我认为先对他俩采取措施，从他们身上查起。”
参加会议的专案组成员同意了黄碧华的意见。接着专案组就让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明阳，通知永定门派出所拘押秦家康和杨晓晨。
接着，北京市公安局刑侦一科副科长丁旭昌，率领两名刑警赶往永定门派出所询问秦家康和杨晓晨；他们要从秦家康和杨晓晨那里找到破案的突破口。
“唉，你说我们俩人全程盯着皮包，人也从未离开过座位，但即使是这样，还是被人调包了，真是天下怪事！”见到丁旭昌时，秦家康还没等丁旭昌开口，就首先满是愧疚地说，“我俩知道，TQD自动仪要是被苏联特务，或被美国、台湾的特务给盗窃去了，将对我国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其政治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丁旭昌说：“你俩把这事闹大了，周恩来总理都亲自下令限期破案。公安部也将此案列为‘全国特大案件’。”
一听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了，秦家康和杨晓晨更加觉得事态的严重性，他们在心里想：因自己的疏忽，丢失了氢弹机密部件，看来死罪难免了。
为了尽力协助公安人员破案，挽回损失，证实自己的清白，秦家康和杨晓晨两人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将他俩从出研究所，到乘坐火车的经过，不漏一个细节地向询问的公安人员讲个清楚。
丁旭昌认真地听完秦家康和杨晓晨讲述后，也觉得这事的确蹊跷：秦家康和杨晓晨将自动仪放进皮包，从出单位的大门到火车站这段路程中没发生过什么状况；顺利坐上火车后，皮包一直用链条锁锁着。而且秦家康和杨晓晨俩人都说，从太原到北京这一路上，他们从没离开过座位，皮包也一直没有脱离过他们的监控视线——这就怪了，为什么皮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被调换了呢？
丁旭昌决定将秦家康和杨晓晨分开询问。
三、发现蛛丝马迹
丁旭昌首先询问秦家康：“你们既然全程盯住那个包，又认定没任何人碰过它，那TQD自动仪怎么会不见呢？你再从头把你们的路经及所有值得怀疑的情况好好想想，都讲出来。”
秦家康十分诚恳地说：“同志，我俩是科研所的保卫干部，是有党性原则的。仪器丢失，我比你还急。这事发生到现在都快三天了，我们行思坐想，没有一分钟不在回忆整过事情的经过，的确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秦家康说到此，急得吭吭哧哧起来，他只好用力拍打自己的脑袋，站起身来，“唉、唉——我怎么就想不起可疑的情况呢？！”
“别着急，慢慢想想。”丁旭昌给秦家康递上一支烟，“先坐下抽支烟，平静一下，慢慢回忆。”
秦家康接过香烟，扒耳搔腮道：“急死人了——我坐得住嘛！”
秦家康口中的“坐”字刚落音，他脑中似有一道灵光掠过，顿时兴奋道：“说到坐，我想起了一件事——估计应该是他！”
“说，快说，你想起了什么？是谁？”丁旭昌急不可耐地催促道。
秦家康若有所思地顿了顿，说：“我记得，在火车行进了七八个小时之后，经停代县时，我正好肚子饿了，就让小杨同志下去买吃的。我继续看着我们的那个皮包。
“就在这时，有一个拿着皮包的中年男子来到小杨位置，也没问有没有人坐，就一屁股坐下。我对他说，这位置已经有人买了座位票的，你不能坐。他站了起来，说去过道坐。接着他说，附近的行李架上都放满了行李，然后把他的包放到我们的皮包旁。
“那人就站上杨晓晨的空位上，把自己的皮包放在我们的那个皮包旁，随后拿出一根带子，将皮包绑在行李架上。此时他的身子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急忙起身换了个角度，盯着他的动作，没发现我们的那个皮包被动过。后来他就倚在杨晓晨的座位旁打盹起来。”
丁旭昌追问道：“他的那个包是什么样子？是什么颜色的？”
秦家康沉吟了一会儿，说：“他的那个皮包跟我们的皮包外形十分相像，但是他的那个皮包是深棕色的，而我们的是黑色的，颜色上有区别。”
“那人是在哪下的车？”
“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在平型关下的车——但我不敢确定。”
“他长的什么模样？”
秦家康用手指摁了摁眉心，思考片刻后说：“看上去约莫40来岁，发色枯黄，长形脸，眼睛狭长，身着半新旧的蓝色中山装。普通话中带有浓重的山西口音，声音很难听，听上去像女人腔。
“具体情况我就想起这些了。当时杨晓晨同志也在场，你可以让他回忆一下——两个人回忆总比一个人全面。”
此时杨晓晨正在隔壁房间等候询问。丁旭昌问杨晓晨：“你中途下车买东西，上来后是否看到一名头发深褐色的男子倚在你座位旁？”
“是的。”杨晓晨答道。
“你看到你们那个皮包旁多出了个皮包吗？”丁旭昌接着问。
“看到了。”
“什么样子、是什么颜色？”
“那包的样子跟我们的包很相像，是黑色的。”
“不是深棕色的吗？”
“不是。”
听到这里，丁旭昌感到不对劲儿：刚才秦家康说那包是深棕色，现在杨晓晨却说那包是黑色的。在同一现场，两个人的叙述竟然不一样，看来这里面有问题！
丁旭昌不动神色继续问道：“记得那个男子在什么地方下的车吗？”
杨晓晨答道：“在灵丘下的车。”
丁旭昌根据询问秦家康、杨晓晨的情况，第一判断是他俩中肯定有一个没讲实话。
于是他通过电话，向太原市703科研所询问秦家康和杨晓晨的情况。从703科研所反馈过来的情况看，两人历史清白，都是中共党员，当过兵，一贯表现良好。
丁旭昌认真整理了秦、杨两人的询问记录及基本情况，与涉案的皮包、链条锁一起送到专案组。
专案组组长黄碧华立刻召集专案组成员分析案情。
经过一番分析，否认了秦家康和杨晓晨监守自盗的可能性。当时，却有人提出，为什么秦家康和杨晓晨对那个陌生男子放在行李架上的皮包的颜色讲法不一致呢？
“不知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没有？”黄碧华指着会议桌，“大家看，现在正好有一束阳光照射在会议桌面上，深蓝色的桌面颜色我看很像浅黑色的——我想秦家康看到的那个包的颜色，是不是由于光线折射的原因，误以为是深棕色？”
“丁旭昌科长，你把那个黑色的皮包放到桌面上阳光照射的地方试试看。”组长黄碧华指了指桌面反光处，“看看这包的颜色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丁旭昌把那黑色的皮包放在桌面阳光照射处后，众人蹲下，从下方斜着往上观察那个黑皮包的颜色，果然黑皮包看上去十分像深棕色的包！
基于以上现象分析及判断，专案组把怀疑的矛头指向那个“约莫40来岁，发色枯黄，长形脸，眼睛狭长，身着半新旧蓝色中山装。山西口音，说话声音听上去像女人腔。”的男子。
于是，专案组决定：第一，以代县、灵丘车站为中心，在铁路沿线的村、镇张贴告示，查找有该体貌特征的男子；第二，不排除嫌疑人已经潜入北京市及太原市的可能性，在北京、太原的各旅馆、车站、机场等进行严密排查和布控；第三，将皮包和皮包里的废报纸及链条锁作为重要证物送去物证检测部门检测。
四、歪打正着破获台湾特务情报网，但案件侦破却陷入死胡同
按照专案组的统一布置，山西省公安厅指派副厅长俞午负责指挥代县、灵丘铁路沿线及太原城区的排查工作。
这天上午9点时，副厅长俞午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说发现市内有一名潜伏特嫌，估计与专案组的案情有关。
发现这条线索十分偶然。太原市公安局曾有规定，即每周的周三，各基层派出所都要到辖区的各旅馆核查“旅客住宿登记簿”。
这天上午9时，钟楼派出所的两名治安民警照例去辖区饭店、旅馆作例行巡查。当他们查到 “东方红旅馆”时，发现该旅馆的 “旅客住宿登记簿”中登记着一个叫司马远发的人，他填写登记簿的字体非常特别，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旅客住宿登记簿”登记的是：司马远发，男25岁，江苏省苏州市江南机器厂采购员——这些字都是繁体字。
民警对此纳闷了： 1956年起，我国实行汉字简化改革，至今已有十余年，如今40岁以下的人一般均写简化字，这个25岁的青年怎么却写一手繁体字？
“这像港台人书写的习惯。”民警们暗忖道。
于是，民警便请服务员去叫代司马远发，让他到前台当面向民警讲述一下自己的情况。
女服务员回来告诉民警说，客人他说马上就到。但民警等了一袋烟工夫，仍未见其人影。民警觉得情况不妙，转身冲到楼上，结果发现客房内空无一人。
“此人一定有问题——逃跑了！”巡查民警不约而同地说道。
巡查民警马上将情况报告公安分局。公安分局即刻用电话与苏州警方联系，请求协助查询江南机器厂采购员司马远发的情况。不到20分钟，苏州市公安局回电，说查无此人。
这个情况很快就汇报到山西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俞午那里。副厅长俞午马上把这个情况与TQD自动仪的失窃案联系起来。
“马上派人深入开展调查，迅速找到这个司马远发。”副厅长俞午给太原市公安局下达命令。
调查结果很快就报到副厅长俞午的案头。调查报告显示：司马远发三天前住进东方红旅馆，前天上午出去过半天，并向服务员打听过前往廉溪坊的路；昨天刚微亮就出去了，晚上10点多钟才回旅馆。
调查人员还把在旅店查获的，司马远发未来得及带走的物品送到副厅长俞午的办公室。这些物品包括几件衣服、漱洗用具、两包饼干和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袖珍《语录》本。
副厅长俞午仔细地看罢调查报告后，又认真地对送来的物品查看了一番，很快他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语录》本的版权页上标明是1969年元月印刷的，印刷单位是北京107印刷厂，但副厅长俞午记得，在去年公安系统相关火灾的内部通报中，看到了这家印刷厂已在1968年5月因遭火灾停止生产了。
俞午根据经验判断，这部《语录》本无疑是台湾产品，是台湾情报部门专为派遣特务印制的，用来伪装身份。
俞午分析，司马远发打听去廉溪坊的路，极有可能去联系潜伏在那里的特务。
副厅长俞午的判断和分析是正确的。侦查人员前往廉溪坊巷子调查，听到一老妇反映，前天有一个长相和司马远发一样的人来向她打听过街坊叶立本的住处。
于是，侦查人员又对叶立本开展调查。
叶立本家住在廉溪坊57号， 58岁，是运输公司的仓库保管员。解放前在阎锡山部队中当过连长。
公安局传讯了叶立本。经过攻心，不到半天，叶立本就承认自己是台湾情报部门的潜伏特务，司马远发是台湾派来大陆的“联络员”。
叶立本说，司马远发告诉他，此次大陆之行，自己身负重任，并让他随时做好协助行动的准备。
叶立本还说，司马远发没有告诉他自己身负什么重任及准备让他协助开展什么行动。
副厅长俞午看了侦察人员的报告后，断定这个派遣特务说的“重大使命”，极有可能是盗窃TQD自动仪。
副厅长俞午一面将情况向公安部专案组汇报，一面布置开展抓捕司马远发的行动。
于是，山西省公安厅发出“通缉令”，同时调动太原市郊各公安分局、派出所的干警及企事业单位的民兵，协助缉拿司马远发。
不久，有情报传来，在太原市西南郊离市区20公里的著名风景区——龙山石窟——发现司马远发的行踪。俞午下令调动一连的警察部队和一百多名公安人员火速赶往龙山。
为了在山高林密的龙山找到司马远发，公安人员向当地群众借来十几条猎犬参加搜索，结果终于在太阳落山前，把司马远发从一个洞穴里抓了出来。
“追回TQD自动仪有希望了！”。听到司马远发被捕的消息，副厅长俞午大喜过望。并要求立刻把司马远发押解回太原市公安厅审讯。
天有不测风云。哪知押解司马远发的囚车在返回途中出了车祸，翻进了一条江中。车内四名公安人员凭着良好的水性游回岸上。
上岸后的公安人员向江中瞭望，但没有发现司马远发的踪影。
公安人员急了，重新跳入江中，潜到沉入水中的车里寻找，结果在车内也找不到司马远发。
经公安人员分析，司马远发可能就藏在附近，如是佯装打捞一番后就撤离，然后到附近设伏。
到了天黑时分，躲在附近树丛里的司马远发看到公安人员走远了，如是就从树丛中走了出来，结果被埋伏的公安人员逮个正着。
消息传到专案组，大家都以为此时案件侦破工作已尘埃落定了。
但经过对司马远发的审讯，得知他并不是偷窃TQD自动仪的人，他只是另有其他任务的台湾特务。
根据司马远的供述，他这次来大陆的任务是，联络潜伏的特务，发展情报网。他除了供出了几位特务的名字和两个情报网外，对TQD自动仪的事一问三不知。很明显，司马远发并不是那个盗窃TQD自动仪的人。
经过一番调查下来，侦破TQD自动仪被盗案件的工作又回到了原点，案件侦破工作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五、周恩来总理指点迷津，请出著名神探协助破案
此时，一直在关注案件侦破进展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心里非常着急。他翻看办公桌上的台历，时间离周恩来总理下达的10日内破案的期限仅剩下5天了。他心想：可现在经过了5天的调查后，案件的调查工作走了一圈弯路后，又回到了原点，似乎达到了无咒可念的地步。如果不能及时破案，绝密部件就很快被敌特送到境外，那对我国的国防事业来说，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就在此时，谢富治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那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周恩来总理询问一番案件的侦破情况后，知道专案组遇到了困难。
“富治同志，看来同志们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啊，你们就算有再多的人，毫无头绪，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周恩来总理顿了顿，用建议的口吻道，“你们能不能想办法找一些退休或不在岗的老同志，让他们出山解决一下问题呢？”
经周恩来总理这一点拨，谢富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起来。
谢富治立即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转达给专案组组长黄碧华。黄碧华立刻召开专案组会议，研究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意见。然而，大家想了许久，还是想不出有哪些退休或不在岗的老同志能比较胜任这一工作。
遽然，黄碧华灵光一闪，他猛地把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礅：“我想起来了，在山西‘五·七学习班’学习的老公安中，应该有能人。”
黄碧华通过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俞午，很快就在“五·七学习班”中找到了理想的帮手——山西省有名的神探——郭应峰。
郭应峰在公安系统中可是名不虚传的神探。当年震撼国人的大案，如“故宫飞盗案” “卢沟桥碎尸案” “广州预谋暗杀国家领导人反革命案”，都是在他的努力下侦破的。
之后，由于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些特殊原因，郭应峰离开了公安岗位。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俞午找到郭应峰后，讲明了来意，这位因特殊原因离开了公安岗位的老同志，激动地说：“只要国家，公安部想起我、需要我，我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因为我永远是公安人！”
还没等俞午开口道谢，郭应峰就迫不及待地问道：“领导，我现在可以出征了吗？”
俞午感动地点点头。
郭应峰很快就来到北京专案组报道。专案组组长黄碧华端详眼前这个老刑警，发现他瘦高个，满头白发，目光如炬，仿佛一但他的目光盯上一个人，就能洞察到其心灵深处的奥秘。
黄碧华向郭应峰详细介绍案情后，就直截了当地说：“老郭同志，您看还有什么要求？案件先从那里下手为好？”
郭应峰抿嘴沉思了一会儿，说：“很简单：第一，给我安排一间安静的房间。第二，给我立案以来的所有卷宗、24小时侦查情况记录以及所有证物及其技术鉴定报告。”
很快，黄碧华就为郭应峰准备了一间安静房间，并将立案以来的所有卷宗、24小时侦查情况记录、所有证物及其相关技术鉴定报告交给了郭应峰。
郭应峰抱着这些材料，走进那间屋里，他回头告诉工作人员：“没有我的招呼，请不要进房间给他送吃送喝的。”
8个小时后，郭应峰走出房间，他摘下老花镜，揉着疲惫的眼睛，对众人说：“快告诉黄碧华组长，让他立即召开专案组会议，我要把详细情况向专案组汇报——要快！”
专案组成员及北京市公安局相关人员很快就集中到了会议室。所有与会者都聚神凝气地在等待这位神探开腔。
郭应峰如操左券地开腔了：“我首先建议，把秦家康和杨晓晨两名同志放出来，他们并没有作案。”
接着，郭应峰带上老花镜，打开笔记本，清了清嗓子说道：“经过我对物证、问话记录及相关鉴定材料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犯罪嫌疑人是山西省境内的一名女盗贼，年龄在20岁左右，其从事扒窃的时间不是很久；可能还在剧团待过；案件并非是敌特分子所为。”
郭应峰神乎其神的结论，把黄碧华给惊住了，他急不可耐地问道：“您真是神探呀老郭。你是依据什么作出这个判断的呢？”
郭应峰详细地说出了自己这个结论的依据：“从证物的技术鉴定结论中我得知，那个被调的皮包拎襻以及其中填充的废报纸上，有少量油渍。
“我闻了闻这些油渍，虽然时隔多日了，仍然还隐隐约约散发出香气，从香味判断是‘红灯牌’香脂。这种护肤品一般只有小镇中青年妇女才喜欢用，因为年长的妇女用了这种香脂会被人认为轻佻浮薄。所以，我断定嫌疑人是个年龄在20岁左右的女子。这是其一。
“其二，我认真、一字不落地阅读了对秦家康和杨晓晨两同志的询问记录。据他俩描述，我断定，此人乔装打扮的可能性极大：因为看似男性，但说话却‘女声女气’，可以判断作案人就是一个曾在剧团工作过，是位熟练掌握化妆技术的女人。
“其三，装有TQD自动仪的手包被调包的时间极短，且锁眼上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损伤的痕迹，这说明此人掌握了比较专业的开锁技术。
“最后一点是：我之所以说他从事扒窃的时间不是很久，基于这样判断——她开锁技术高超，但却对一个对普通人来说，没有多大变卖价值的‘金属疙瘩’下手，说明她很冒失，明显是从事盗窃这行当不久的人。”
专案组成员听了郭应峰神一般的分析和结论，一座皆惊，纷纷表示对郭应峰所作的分析与判断没有异议。
黄碧华醍醐灌顶般地感叹道：“真是名不虚传的神探呀，在短短的8个小时内，就判断出案件性质，并确定了嫌疑人所属的特定人群——佩服。可见，我们先前的侦查思路的确出现了偏差。”
“老郭同志……”黄碧华口中的“接下来我们该怎样做”的话还没说出口，郭应峰紧接着道：“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调阅太原各铁路线上的火车失窃报案记录，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其次，要组织力量，以代县、灵丘车站为中心，向周边辐射50公里的范围，查找符合上述特征的女性。同时，要有针对性地提审用调包方式作案被抓获的在押案犯，从他们口中获取重要线索。”
专案组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按照郭应峰的判断及提出的侦查方向，组织力量深入开展排查。
六、神探巧施“掏包绝技”引来女贼自投罗网
按专案组的布置，调查工作兵分四路进行，铁道部公安局及北京、河北和山西公安厅各负责所辖区域内的摸排工作。
直到案发的第9天凌晨两点半，专案组从调取太原各铁路线上火车失窃报案记录里，汇总梳理出如下情况：一个月里共发生42起火车窃案，窃案中，窃包案有11起，而在这11起窃包案中，有5起是采用了“调包”手法，作案手法与TQD自动仪被盗案高度相似。
与此同时，太原警方在提审三名盗窃惯犯案犯后，将目光锁定到山西代县一个绰号叫“蝴蝶”、 20岁出头的女子身上。
郭应峰让工作人员调来了她的详细资料。
这个女子名叫奚若兰。此人身材高挑，风姿娉婷婉约，容貌娇艳俏丽，曾在晋剧团工作过，演过样板戏《红灯记》的主角。
奚若兰好逸恶劳，觉得剧团整天下乡演出太辛苦，于是离开了剧团。离开剧团后，她好逸恶劳的恶习不改，不愿从事正经工作，就拜了当地有名的惯偷，人称“锁王”的贾福坤为师，学习开锁技术。从此，太原铁路线上又多了一个以盗窃为生计的女盗贼。
搞清楚奚若兰的身份及活动地域后，郭应峰马上同两名刑警连夜赶往代县，准备对其实施抓捕。郭应峰让当地公安局将奚若兰的画像发放到各地民警手中，秘密查找其具体行踪。
警察很快就发现了奚若兰的身影。此时，她正在 “东风饭店”吃饭。
郭应峰带领两名警察到饭店观察，经过仔细对其体貌特征比对，确认她就是犯罪嫌疑人奚若兰。
在场的警察起身上去要逮捕她，被郭应峰悄悄拦住了。
“为什么不能抓她？”
“你想看看，我们现在没有奚若兰作案的直接证据，抓捕她后如果她死不认账怎么办？”
“难道让她溜不成？”
“当然不能让她溜的，咱得另想办法。”
因为郭应峰调查材料得知，奚若兰隔三差五就要到饭店吃饭。因此，郭应峰认为，只要监视好她，不让他脱离我方的监控视线，明天再采取能固定证据的办法将她抓捕。
次日下午，只见一个年轻人走进了“东风饭店”，他来到正在吃饭的奚若兰身旁，找了个空位坐下，然后让服务员上菜。
年轻人正在吃饭当间，饭店又来了一位穿着粗布衣裳的白发老者，他在那位年轻人身后的一张空着的桌子坐下，也点了两个菜，慢嚼细咽起来……
白发老者看看没人注意，于是悄无声息地从那个年轻人的裤兜里掏出一个鼓囊囊的钱包，然后行若无事地放下饭碗离开了。
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奚若兰看在眼里。她发现这个白发老者行窃时非常冷静，偷盗技术更是十分娴熟，出神入化，全程毫无破绽，可称得上神偷级别。
奚若兰心想：自己要是学得这套技能，今后吃喝久不用愁了。于是她悄悄紧跟在白发老者身后，打算拜师学艺。
其实，白发老者及那个年轻人，是郭应峰和另一名警察乔装打扮的。刚才那“盗窃”场面， 也是他们事先设计好的一出戏。
郭应峰一面剔着牙齿，一面哼着小曲儿，假装没有发觉奚若兰跟随其后。不一会儿，郭应峰走进客栈的客房，关门休息了。
郭应峰刚躺下不久，奚若兰就敲响了房门。郭应峰打开门后，奚若兰迅速闪身进屋，她转身把门关上，然后“扑通”一声，跪在郭应峰跟前，双手抱拳道：“师傅，请接受徒儿一拜。”
郭应峰故作惊讶道：“你何许人也？我们素不相识，怎么唐突称我师傅？”
奚若兰抬头望着郭应峰，说道：“刚才在饭店里那事我都看到了。您的手法真了得，无人能比。我也是江湖同道人，恳请您老收我为徒。”奚若兰说罢，又 “咚咚”给郭应峰磕了几个响头。
“你既然看到了刚才饭店那一幕，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郭应峰背着双手，故作警惕状，“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假如你是警察的人怎么办？”
见郭应峰不信任自己，奚若兰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的过去，说她曾在剧团工作过，擅长变装打扮，从师“锁王”贾福坤……
郭应峰听后，故作释怀状，连忙扶起跪在地上的奚若兰，连声道：“佩服、佩服！”
奚若兰叹了一口气，接着涕泪交垂道：“我的‘锁王’师傅贾福坤，从监狱中逃跑出来后又被政府抓了回去，后来被枪毙了。我现在无依无靠——恳请您老收下我这个可怜女子为徒吧。”
郭应峰装出一副怜悯的样子，点点头。然后试探道：“最近没心情去捞金了吧？”
奚若兰道：“唉，师傅贾福坤死后，我好久没出手干那活儿了。这不，近段手头缺钱花，前几天我女扮男装，在代县火车站的一辆列车上采取调包的方法，随意从两个男的那里偷到一个皮包。回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铁疙瘩，不是贵重物品，不值钱，我一气之下就把它扔进了公园的水池里。”
听到此，郭应峰已经验证了自己先前对TQD自动仪被盗案件的判断。一直蹀躞不下的他，终于安心落意了。
此时，只见郭应峰“啪啪”地拍了两声手掌，刹那间，从门外冲进来几名警察，当场将奚若兰拿下。
此时，奚若兰才恍然大悟，自己掉进了警察事先预设的陷阱。
被捕后，奚若兰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她坦白的作案经过跟郭应峰分析的几乎一致。
警察很快就在水池里打捞起奚若兰扔掉的那块“铁疙瘩”——我国绝密的氢弹部件TQD自动仪。
消息通过电话传到北京专案组，整个专案组几乎沸腾起来，为郭应峰这位神探额手称庆。
专案组组长黄碧华翻开桌面上的台历，此时正是周恩来总理下达十天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黄碧华立刻接通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办公室的电话……
接到黄碧华的消息后，谢富治马上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总理，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氢弹部件TQD自动仪被盗案，终于在今天晚上——刚好在您规定的十天期限内——破案了！”谢富治十分兴奋地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电话那头周恩来总理轻轻地舒了口气，然后高兴地说：“带我向全体专案组的同志们问好，大家辛苦了！”
至此,这起震惊共和国总理的全国特大案件正式结案。女盗贼“蝴蝶”奚若兰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