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在各大电视台上映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晋国的曲沃之乱，三家分晋正是这种贵族间力量角逐所导致的。春秋时期，由于战争的频发。这与深受宗法制影响的中原诸侯国自然不同。正因如此，秦国才能够施行其他诸侯国所不能施行的深彻变法。无疑与郑国作为新封建的国家，贵族权力薄弱，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秦国的马蹄践踏了他们的领土。
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在各大电视台上映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剧作围绕着“商鞅变法”，展开了一幅雄伟的历史画卷。除了艺术家们出色的演技外，那段历史本身已足以撼人心魄。当卫鞅在竹简上写下“秦人食草，秦人可畏”八个字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止是秦人，也是我中华民族，更是人类的奋斗史。
剧作以新旧势力的斗争为主线。贯穿于整部剧展示了以甘龙、杜挚以及孟西白为核心的旧贵族与以孝公、商鞅为核心的变法派之间的权力斗争。
早在殷商之时，商周两族的氏族制度便开始走向瓦解，内部开始出现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分化。周灭商后，周人为了巩固对山东地区的控制，封建了大批诸侯国。这些被分出去的贵族带着他们的族人，有的还带着分给他们的殷人，到新的地区去建立他们新的国家。这样一来，这些贵族们的土地、人民占有制便迅速发展起来，进而促进了他们由氏族贵族向阶级贵族的演化。原来氏族中的大小氏族长、显贵家族中的成员便演化成诸侯国的国君、卿、大夫。直到春秋时期，这些贵族依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每一家贵族，都是氏族长，背后都有一个族。非但如此，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依然保存着氏族社会时贵族的权力。当国家遇有大事，国君往往要召集贵族商讨决定。甚至废立国君、决定发生战争。西周到春秋前期，一直都是由贵族来统治。这些贵族也都是有食邑的，而且可以传给其子嗣。晋国的曲沃之乱，三家分晋正是这种贵族间力量角逐所导致的。影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中甘龙、杜挚等人则是这类贵族的代表，他们的权力也正源于此。
春秋时期，由于战争的频发。开始出现了一批由军功演化而来的新贵族。当然，此时的新贵族依然还是以没落的原氏族贵族的后裔为主。秦穆公时期有两位著名的丞相，百里奚与蹇叔。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与蹇叔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又是穆公时期的名将。其后人以此三人的名为氏，便是影视剧中孟西白三族。
秦人出自东夷集团，与周人在文化上本身就有些差异。其地处西陲，与戎狄相邻。在长期与戎狄的斗争中又受到西戎文化的影响。这与深受宗法制影响的中原诸侯国自然不同。所以，其旧贵族的势力相对中原诸侯国自然要小的多，相反，因戎狄之风的影响，秦国的军权一直牢牢握在君主手中，秦国的王权又是远远高于中原诸侯国的。正因如此，秦国才能够施行其他诸侯国所不能施行的深彻变法。正如电视剧中当卫鞅执意将七百余私斗犯人执法时曾对孝公说，世族非议，不足道哉。
从上文中亦可看出，旧贵族制度已延承了几百年，可谓是树大根深。若将旧贵族势力于旦夕之间铲除，其难度自然是巨大的，以至于如齐国并非没有看到商鞅变法的必要性，不敢轻易触碰旧贵族势力而已。旧贵族与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亦或者说是矛盾的根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权力的争夺；其二，社会组织结构的冲突。
春秋战国之际，铁农具和牛耕得以广泛的推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这就促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手工业、渔业、盐业、冶铁业以及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土地的价值自然不像以前那么重要，这就使得以土地为根基的氏族贵族开始走向没落。几百年寄生于土地财富上的他们已经无法完全胜任新形势下国家的管理。而新形势下诸侯国之间的角逐又使得诸侯国君迫切需要更多有才能的人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以至于以墨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更是将“尚贤”之风推向了高潮。当越来越多因“贤”而举的非贵族成员涌向国家政治权力中心，旧贵族必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排挤。
值得一提的是，郑国之所以在平王东迁以后，第一个在诸侯中脱颖而出，成为诸侯的霸主。无疑与郑国作为新封建的国家，贵族权力薄弱，有着密切的关系。魏国的李悝变法便是以此为根基，稳定了魏国于战国初年历三代国君近百年的霸业。当我们去思考，建国不足两百年的美国何以于二战后迅速崛起，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她可以毫无负担的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不必为消除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买单。
商鞅变法的彻底性表现在：一方面用政治的力量彻底将风雨飘摇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打破，使旧贵族仅存的赖以栖身的社会力量剪除，继而建立起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单元。当旧贵族身后的族消失了，他便也失去了立身的根本。吴起在魏国受到排挤，跑到了楚国。也提出过“三世而收爵禄”，主张“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主张。不幸的是，当楚悼王刚刚去世，吴起便被旧贵族群起攻杀。较之而言，申不害在韩国以强化王权为核心的变法，齐威王以“尚贤”为核心的变法，其变法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皆源于其对旧贵族的冲击要小的多。当秦孝公死后，失去强有力王权支撑的商鞅也很快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反扑，以致被施以极刑。这和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死后，几乎一夜之间，六国的旧贵族纷纷宣布复国，诺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其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正如黎明来临之前的黑夜，总会异常的黑暗。正如医学上临死之人，总会在回光返照使显得异常的清醒。
另一方面，商鞅变法的“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更是拔掉了旧贵族手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彻底的打破了旧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级界限。这就好比被脱下了长袍的孔乙己，连最后一份作为“读书人”的体面都不复存在了。
以色列天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代表作《人类简史》中写道，这个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部落放弃采集而开始耕种，整个人类都已经无法再回头了。当商鞅变法在秦国获得成功，也同样意味着，这种趋势必然将如燎原之火，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正如影视剧中，当秦孝公病卧在塌，东方六国遣使慰问。当使节在朝堂之上要求尚为储君的太子赢驷遣返六国奔往秦国的逃民时，赢驷所说的那般：天下民众，从善而流，三晋入秦人丁已超过百万。这是秦国新法吸引而来，绝非挟持而来。若诸国不服，要因此而反目，只怕是秦国将会增加更多的城池、土地和人丁。可笑的是，六国没能明白这个道理。直到秦国的马蹄践踏了他们的领土。当大秦帝国建立之时，在他们的国土上最终迎来了深彻的变法，可惜，他们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这就好比经常在健身房听到的一句话：与其让别人对自己狠一些，不如自己对自己狠一些。
其实商鞅变法的成就或许远非我们从教科书上读到的那么简单。我也从来不认为如专家说的那样，它仅仅构建了一个战时的法治社会。所以，与其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中国打下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基础。倒不如说正是商鞅变法夯实了秦汉将近五百年大一统的根基。进而推之，或许正是这将近五百年的大一统局面，使中国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走向了与欧洲小国林立的格局不同而更倾向于大一统的道路。当然，欧洲贫瘠的土地也使其不具备如商鞅变法般彻底打破封建贵族与平民间阶级对立格局的经济基础。
直到魏晋时，门阀贵族再次兴起。其实与商鞅变法中所击垮的旧贵族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也正好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二者对立统一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