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1927年的中篇小说《迷羊》，是郁达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其整体文风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创作于1927年的中篇小说《迷羊》，是郁达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其整体文风发生变化的转折点。由“颓唐派"变成“清教徒”，郁达夫彼时之矛盾与困惑，在《迷羊》里得以集中演绎和应对。
郁达夫先生之小说《迷羊》，描写了“我”（王介成）在长江北岸的A城结识名优谢月英，与之相好并私奔，在南京、上海等地纵情声色，月英寻求刺激、陷入迷惘直至逃离“我”而去的故事。
生性懦弱的王先生对爱情的渴望固然让我们生出多少同情，但我们关注谢月英的身世就不难理解，其实真正被侮辱与被损害得最深的莫过于当时社会最下层的普通人，特别是没有人身自由和社会地位的女名优。
她们带给别人的是欢乐，自己却被贬称为戏子。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在今天的社会可谓如花似玉的年纪，她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承享父母之爱，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机会。但在旧中国的名伶那里却不是这样，她们只是别人手中的玩物。
一部《玩偶之家》使欧洲人看到了拉娜生活在一个没有爱情的家庭，所以她要求解放。但在谢月英那里又怎么样呢？她连拉娜那样的家庭都不敢奢望，更不敢奢望什么个性解放了。拉娜不过是家庭玩偶，而谢月英则是整个社会的玩偶。
作品中王先生这样的迷羊来说，尽管他对谢月英多么的爱慕，也尽管他对爱如何执着专一，但在一个没有爱情土壤的社会里，他的行为最终还是滑向了性爱的道路，从而使他在客观上变成了损害者，与那些公子哥儿并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会忏悔，他会在教义中找寻慰藉。但任何崇高的教义在他们那里都是软弱无力的，忏悔与赎罪更不可能洗刷世道的荒淫，几个先知先觉纵有多少灵光，他们也不可能照亮黑暗无边的旧中国。这便是中国当时的现实，也是郁达夫作品的高明之处。
郁达夫虽是留学东洋的文化新人，但他却是一个拥有传统精神的人。他创作《迷羊》除了要反映那个社会的不平、阐释他的宗教观点外，恐怕还要借作品努力诠释自己的生活命途。
《迷羊》主人公的际遇与作者在一九二一年安庆菱湖公园吕祖阁求得的签文大有关系。郁达夫在吕祖阁里抽得的是九十四下下签。其签文为：
短垣凋敝不关风，吹落残花满地红。
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
刚回国不久的郁达夫更是应验了这种“自去自来孤燕子”的命运。《迷羊》中的“我”也是这样一只孤燕，他依依无所栖止，生活完全就像是水上的浮萍。
王先生在作品中所抽的签为“宋勒李使君灵签第八十四签下下”，该签亦为一个最不吉利的下下签：
银烛一曲太妖娇，肠断人间紫玉箫。
漫向金陵寻故事，啼鸦衰柳自无聊。
从两签的内容来分析不难看出，前一签虽偏重于指代《迷羊》的男主人公，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正是“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的演绎，但作家本人的身世似乎也没有从中摆脱出来。
后一签则偏重于指代女主人公谢月英，其中“漫向金陵寻故事，啼鸦衰柳自无聊”一句让人联想到陈后主的后庭一曲，唯美主义倾向十分浓厚。二十年代的中国虽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亡国现实，但郁达夫对自己笔下的名伶多多少少是视为“商女”一族的。
之所以要把郁达夫的创作与其个人经历结合来分析，究其原因，正如郁达夫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我们说《痴人之爱》是导致郁达夫创作《迷羊》的契机，行文至此则可以说，菱湖公园的一篇签文却是他演绎《迷羊》的原动力。
这样讲也是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的产生都不会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