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至此，梁启超已经在严复的基础上，把“病夫”的意义由指称国家状态的名词，变成代指中国人体质孱弱的专有名词。维新运动支持者，民国著名体操家徐一冰在创立中国首家体操学校时，甚至用“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做校训。1903年，同盟会成员陈天华发表《警世钟》，在文中说洋人骂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在外国备受歧视。
“东亚病夫”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很敏感，不仅象征着过去近百年中国疲敝的弱国形象，同时也隐含着一层外国人对中国人身体病弱的偏见。然而事实上，这个词的负面意义并非滥觞于外国，而是中国人的发明，它的原意也不含侮辱成分，与其说是外国人羞辱中国的污言秽语，不如说是中国人制造出来，时刻警醒自己的一味“苦胆”。
通过考察“东亚病夫”一词的发展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它所表达内容的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东亚病夫”由勉励改革的名词，变成了关注人民体质的名词；第二次转变，“东亚病夫”由中性词转变为负面词。
“东亚病夫”一词的来历1896年，清廷在甲午战败后不思进取，依旧暮气沉沉，英国伦敦的报纸刊文称清廷是东方的“Sickman”（病人、病夫）。同年11月，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将英国报纸的那篇文章翻译成中文，标题为“中国实情”，整篇文章都是在对清廷的改革进行分析，讨论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败后，清廷签署的《马关条约》
文章痛斥清廷的腐朽和堕落，言明旧制度已经无法令帝国焕发新生，其中“病夫”指的是当时的清廷，完全没有提及中国人或者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文章结尾，作者还勉励清廷虽然战争失败，但不能自暴自弃，如果能“除旧弊”“布新猷”，清帝国可能有一线生机。
事实上，在近代的西方文化环境中，尤其是英语世界里，“Sickman”一直是描述老帝国国力衰败的名词，并非是特指中国的专用名词。在《时务报》1896年翻译的另一篇英文评论中，就把中国、奥斯曼、波斯和摩洛哥合称“天下四病人”，这篇文章形容这四个老帝国日薄西山，如同病入膏肓的病人，完全没有谈及四国的人民。
讽刺清廷与奥斯曼都是“病夫”的漫画
相反，在当时的有些英语评论中，还时常称中国人“民风剽悍”“悍勇异常”，与现代语境中所谓的孱弱“病夫”意义完全背道而驰，所以说，“东亚病夫”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时，并没有贬损中国人的意思，而现代中国人词库中的“东亚病夫”作为一个“西方对中国偏见”的负面词，其实经过了两次意义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由勉励改革的名词到关注体质的名词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字翻译始终都牵涉着文化语境的转换，19世纪末维新派首次将英语“病夫”引入中文时，这个单词的意义也随着语境的变化有了改变。《时务报》是维新运动巨擘梁启超一手创办的报纸，不论翻译“中国实情”还是“天下四病人”，他的意图都是将外国人的观点当作“他山之石”，以旁观者的看法劝勉国家革去弊端，发愤图强，并非刻意渲染外国人歧视、侮辱中国。
《时务报》
《时务报》之后，梁启超、严复等进步知识分子有感于“病夫”的比喻十分贴切，所以经常在文章中提及，他们是想用这个带有危机感的词激励同胞。“病夫”这个词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即1897年，梁启超在讨论变法的文章中，形容清帝国已沦为“病夫”，必须彻底改革，只有如此才能“治病”，并指出有些保守派一味因循守旧，只重视学习军事制度，而忽视制度变革，这么做的后果，如同强迫“病夫”模仿手握武器的“壮士”，只能让虚弱的国家更加困顿。
这个时候“病夫”的意义还没有突破政治层面，只是用来说明维新变法的迫切，但随着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进步知识分子们陷入绝望，思想主张也变得激进，“病夫”的比喻也越过了国家的层面，由勉励改革的名词，向着专指中国人体质的名词转变。翻译家严复和改革者梁启超在这个名词的意义转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天演论》
严复作为翻译家，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态，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政治学和科学方面的书籍，在接触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后大受启发，将其翻译成《天演论》引入国内。受赫胥黎的影响，严复认为国与国的竞争，不再是政府间的对决，而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所以，“强国”必须先“强身”，锻炼身体是提高人民素质的重中之重。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救国心切，也接受了《天演论》的观点，他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政论集《新民说》开始转变“病夫”的概念，将其引申到了国民身体素质方面。1903年发表的《论尚武》一文，明确提出“病夫”字眼不仅指清廷，还指清帝国的人民，他指责同胞卫生习惯差，以文弱为美，欠尚武精神，“奄奄如病夫”，他大声疾呼：
“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
梁启超
至此，梁启超已经在严复的基础上，把“病夫”的意义由指称国家状态的名词，变成代指中国人体质孱弱的专有名词。变法的失败深深刺激了梁启超，他认为制度改革已经不足以拯救清帝国，全民必须从小培养健壮的体魄，还要模仿古希腊城邦斯巴达，按尚武精神重塑中国的民族精神，在他看来，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得救。
实事求是地说，严复和梁启超对“病夫”这个词的改造，还没有添加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只是营造一种危机感，秉持中立态度，用“病夫”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状态，但在他们之后，“病夫”这个词又进行了第二次转变，完全由中性词变成了负面词。
第二次转变：由中性词转变为负面词梁启超的主张，虽然没有在文化界形成共识，但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扎下了根，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的体质确实出现了问题。借助公共舆论的传播，“病夫”的比喻开始深入人心，爱国将军蔡锷有感于不少同胞身体素质的孱弱，公开描述中国人为“病夫”。维新运动支持者，民国著名体操家徐一冰在创立中国首家体操学校时，甚至用“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做校训。
20世纪前期被瓜分的中国
面对彼时社会万马齐喑的状况，先进知识分子们达成了共识，他们期望用“丑化”的方式——将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以此鞭策同胞要积极强身健体，并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然而，知识分子借“病夫”一词激励同胞的同时，并非所有人都能够以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个侮辱性的称呼。
“病夫”一词背后所蕴藏的另类价值，很快被思想激进的革命者发掘出来，断章取义来证明西方恶意羞辱中国人的病弱身躯，想借以描绘西方的嚣张跋扈，来激发中国人同仇敌忾的团结意识。对激进的革命者来说，“病夫”的原意，或者说它所蕴含的鞭策中国人自省的内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侮辱字眼是由“外国”的口中说出。
1903年，同盟会成员陈天华发表《警世钟》，在文中说洋人骂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在外国备受歧视。《警世钟》企图用外国人“丑化”中国人的方法，激起读者的集体受辱情绪，以此唤起同胞的团结意识，共御外辱，虽然陈天华的初衷是出于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但他的文章却是杜撰的，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概念完全是文章观点需要，并没有事实依据。
自此之后，舆论形成了新的共识，都把“东方病夫”理解为外国侮辱中国人病态的用语。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用虚构的手法创造了一个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大力士形象，这个口出狂言的莽夫最终被大侠霍元甲打败，成为了中国人击碎“东亚病夫”耻辱的一个典型符号，后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重复这个抵御外辱的桥段，流行最广的画面就是李小龙在《精武门》中奋力踢毁“东亚病夫”的牌匾，这个场景设计甚至成了功夫电影的标杆。
至此，“东亚病夫”完成了第二次转变，从一个中性词，完全变成了负面词。在数十年的语义强化中，“东亚病夫”与中国人的集体荣誉连接了起来，这也是时至今日，我们对其特别敏感的原因。
“东亚病夫”的历史意义毋庸讳言，“东亚病夫”一词最早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不过只是描述清廷萎靡不振的名词，甚至还带有勉励清廷改革的善意，但当“Sickman”这个词完全进入中国语境后，结合着彼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其意义经历了两次转换，由勉励改革的名词变成了关注体质的名词，又从由中性词转变为负面词，最终被理解为西方对的中国偏见，嘲笑中国人体弱多病的恶词。
梁启超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词的发展源流，就会发现在这个负面词汇形成的过程中，西方实际上并没有扮演我们设想中的傲慢角色。“东亚病夫”概念的炮制，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以及之后的中国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可否认，“东亚病夫”这个词在当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仿佛勾践卧薪尝胆的那只苦胆，尝起来苦涩，却有振奋之效，不仅能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也能够激励同胞们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但是社会历史环境变化之后，我们不应该再过渡消费它，而是应该将其意义还原，以冷静客观的心态重新审视这个词，从它的发展脉络中吸取教训，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