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失能老人越来越多（用数据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失能老人市场规模）

许多机构和公司由此推算养老床位、护理服务、老年用品等各个细分市场的潜在规模，此后又衍生出中国有4400万失能老人这一数据，可能是根据上述4063万的数据线性外推所得。以上第一、二项数据仅统计完全失能老人，未计入中度、轻度失能老人，第三项数据仅统计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未计入轻度失能老人。但除此之外，有多项调查统计显示，中国失能老人的数量可能显著低于上述数据。

为什么失能老人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养老行业和银发经济，长时间以来存在许多美好的想象，但更多的是误解和困惑按照宏观逻辑看，中国自2000年前后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养老最密切相关的养老院、养老社区、康复辅具、适老用品等领域理应得到蓬勃发展，而且确实不断受到中央、地方、企业、资本的支持和热捧但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些行业似乎并未如意料中如火如荼，反而苦苦支撑、举步维艰，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为什么失能老人越来越多?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为什么失能老人越来越多

关于中国的养老行业和银发经济，长时间以来存在许多美好的想象，但更多的是误解和困惑。按照宏观逻辑看，中国自2000年前后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养老最密切相关的养老院、养老社区、康复辅具、适老用品等领域理应得到蓬勃发展，而且确实不断受到中央、地方、企业、资本的支持和热捧。但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些行业似乎并未如意料中如火如荼，反而苦苦支撑、举步维艰。

背后原因何在？如果我们追朔到最底层、最“第一性原理”的层面，就会发现社会各界在一个关键环节上出现偏差。上述养老院、养老社区、康复辅具、适老用品是（或者“应该”）以高龄失能老人为刚性需求对象，许多研究报告、媒体文章和政府政策规划、企业投资决策，都以一个看似很庞大的4000万失能老人数据为出发点，进而认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既然是以这4000万庞大人群为基础，而且这个人群还将随着中国老龄化加速而不断扩大，那么只管把钱砸下去，未来一定会赚的盆满钵满。

但问题是，这个4000万失能老人的数据是否真实可靠？而且以中国之大，各个省份的失能老人数量必然相差极大，企业又是否选对了具有足够容量的区域市场？再进一步从时间轴来看，失能老人的数量不可能在过去和未来保持稳定不变的线性增长，那么什么时间段增长慢，什么时间段增长快，由此带来的增量机会最大？

这一系列问题，才是决定企业能否在老龄化时代致胜的关键。

关于中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数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4063万。公开新闻提到：“根据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2016年共同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4063万人”。按此数据发布前的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2.22亿人推算，中国老人的失能率为18.30%；按2015年65岁及以上人口1.44亿推算，中国老人失能率为28.24%。

许多机构和公司由此推算养老床位、护理服务、老年用品等各个细分市场的潜在规模，此后又衍生出中国有4400万失能老人这一数据，可能是根据上述4063万的数据线性外推所得。

在此项数据之外，学术界和官方还做过多项调查统计。与4063万失能老人、18.30%失能率接近的数据有：

2010年全国老龄办《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中国完全失能老年人规模为1208万，完全失能老年人比例是6.80%。

2010年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显示，中国完全失能老年人规模为1080万，完全失能老年人比例是6.23%。

2020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2018-2019中国长期护理调研报告》，报告显示，调查地区有4.8％老年人处于日常活动能力（即ADL）重度失能、7％处于中度失能状态，总失能率为11.8％。

以上第一、二项数据仅统计完全失能老人，未计入中度、轻度失能老人，第三项数据仅统计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未计入轻度失能老人。假设在上述数据基础上补足未计入的中度或轻度失能老人数据，最终得出的失能老人数据大概率是和4063万失能老人、18.30%失能率相吻合的。

但除此之外，有多项调查统计显示，中国失能老人的数量可能显著低于上述数据。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占比为2.95%（参照后文分析，此处“生活不能自理”应指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不包括轻度失能老人）。

2017年6月《人口学刊》的论文《我国失能老人数量及其结构的定量预测分析》（作者景跃军、李涵、李元）测算，根据2011年北京大学“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得出的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的加权平均失能率为10.48%（加权平均轻度失能率6.99%，加权平均中度失能率为1.50%，加权平均重度失能率2.07%）。该研究测算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失能人口为1893万人，中、重度失能老人为709万人。据此推算，中国老人的失能率（包括轻度、中度、中度失能）2020年为7.45%（中、重度失能率2015年和2020年均为2.69%。）

2020年出版的《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多元主体融合研究》（曹信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1月）估算，2020年中国失能老人数量为2628万（包括轻度、中度、重度），其中中、重度失能老人为680万。据此推算，2020年中国老人失能率9.95%，中度、重度失能率为2.58%。

另外，再从单个城市的老人失能率看，可以与上述数据相互参照。

以老龄化走在全国前列的北京为例，根据2021年9月公布的《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年-2035年）》中的“第51条 养老床位数缺口数计算方法”提到，近几次全市老年人状况抽查结果表明，北京老年人失能率为4.78%，中、重度失能率在其中占比70%，即中、重度失能老人在总体老人中占比3.35%。

再看另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城市上海，根据公开新闻，失能失智老人数量为63.65万人，按户籍常住老年人口算，上海老人失能率为14.6%；如果按常住老年人口算，失能率则为10.94%。

北京和上海两个老龄化严重、高龄老人占比较高的城市，失能率基本上能代表全国的高线水平。再看部分全国其他省市老人的失能率，基本都在北京、上海的水平上下浮动。

在《农村失能老人照护问题研究》一书中披露了一项山东省2015年的调查统计，在17669个调查样本中，60-69岁占56.92%，70-79岁占28.68%，80岁及以上占14.40%。其中完全自理的老人占89.30%，部分失能（半失能）老人占9.7%，完全失能老人占1%，失能、半失能老人合计10.7%。

大连市养老福利协会2013年《大连市老年人养老现状与服务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大连市失能老人比例达到7.1%，轻度失能者占4.6%，中度失能者占0.5%，重度失能者占2%，合计7.1%；另外还有6.5%为潜在失能群体。

《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1）》披露，2015年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汇总数据显示，河北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失能率为3.07%。（推测应为中度、重度失能老人，不含轻度失能老人）

《老龄政策调研（2018）》一书收录了多个地方的失能老人数据。书中披露，云南省宾川县60岁以上老人57229人，失能老人1247人，据此计算失能率为2.18%（推测应为中度、重度失能老人，不含轻度失能老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截至2017年底，60周岁以上老年人22.13万人，失能失智老年人6408人，占3.56%。

江西省万安县60岁以上人口4.06万人，失能老人1722人，据此计算失能率为4.24%。

综合上述来自地方一线的调研统计，老人总体上的失能率（包括轻度、中度、重度）在5%-11%之间，中度和重度失能率在1%-4之间，大部分集中在2-3%。

同时须注意到，东北和内陆的部分欠发达城市由于长期的年轻人口外流，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的占比可能显著高出其他城市，但因为其人口总量有限，应该不会对全国整体的老人失能率水平造成较大的误差扰动。

至此，一个疑问仍然没有解开，为什么上述数据在中国老人上差异如此之大？一组数据显示中国老人失能率在18.30%，失能老人数量高达4000多万，另一组数据则显示中国老人失能率至多11%，失能老人仅在2000万上下？

导致各方调查统计对中国老人失能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是由于调查所选取的老人样本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误差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各方选取的失能老人评定量表并不统一，量表之间对失能老人的评定标准松紧不一，故导致最终数据差异较大。

有学者对此做过专门分析，以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为基础，发现在三种不同量表的评定下，统计出的中国老人失能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老龄社会的数据、事实与分析》）。

在Katz量表下，2016年中国老人完全自理占比89.81%，部分自理占比为7.69%，失能占比为2.51%，部分自理和失能合计占比10.20%。

在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下，2016年中国老人轻度失能为14.35%，中度失能为1.16%，重度失能为1.27%，总体失能率合计16.78%。

在CLASS问卷量表11项测量指标下，2016年中国老人轻度失能率为21.1%，中度失能为1.05%，重度失能为1.18%，总体失能率合计为23.33%

可以看到，在Barthel和CLASS两种量表下的失能率分别为16.78%和23.33%，和前述中国4063万失能老人、失能率18.30%（基数为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或28.24%（基数为65岁及以上老人）的数据较为接近，而与Katz量表下10.20%的数据相差较远，说明不同量表对老人失能判定标准的松紧不同，是造成中国老人失能率差异的原因。

三种量表中，对老人失能判定最严格的当属Katz。Katz是应用最广泛的功能评价指数，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测定内容包括进食、穿衣、大小便控制、用厕、自主洗澡、床椅转移等6项。

Barthel指数（the Barthelindex of ADL)对老人失能判定的松紧程度应该处于中间。Barthel是在1965年由美国人Dorother Barthel及Floorence Mahney设计并制订的，是美国康复治疗机构常用的一种ADL评定方法。包括：进食、洗澡、修饰、穿衣、控制大便、控制小便、如厕、床椅转移、平地行走、上下楼梯等10项。与Katz相比，将控制大小便拆解成控制大便、控制小便两项，增加了修饰、平地行走、上下楼梯三项。

CLASS问卷量表未在公开渠道查到详细信息，可能是指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专门设计的量表。CLASS问卷量表中关于ADL状况的测量指标有11项，比严格的Katz量表6项指标丰富很多，增加了打电话、吃药等测量指标。

此外，还有一种更加宽松的“劳顿—布洛迪量表”，共设置14项评估指标，分为“日常生活身体活动能力量表”（Physic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PADL）和“日常生活利用工具能力量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IADL），前者与Katz量表十分接近，为6项，即行走、洗澡、如厕、穿衣、进食、梳头刷牙；后者有8项，包括使用交通工具、购物、做家务、做饭、打电话、自理经济、服药、洗衣。

CLASS问卷量表和劳顿—布洛迪量表，将打电话乃至使用交通工具、购物、自理经济等广泛内容纳入评定范围，如果从对老人的关怀角度来说，当然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让我们不仅仅关注老人生理层面的生活自理能力，更关注他们与社会连接的能力、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的能力。

但这样一种明显宽泛得多的失能判定标准，把许多生活能够自理但不会使用手机、不会网络购物的老人判定为轻度失能，从而大大扩大了“失能老人”的数量和比例。而使用手机、网络购物、理财等对老人尤其是低龄老人来说是一项可以通过家人、社区、志愿者以及老年大学的培训而快速习得的技能，并不是像穿衣、洗澡、如厕、大小便、床椅转移这类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而无法逆转的丧失的生活功能，更不会像真正的中度和重度老人那样，需要一系列专业的康复护理和产品配套。

前文之所以要将老人失能率进行轻度、中度、重度的划分，正是因为三种失能程度老人的健康需求、医护策略以及由此衍生的市场特性差异很大，对轻度失能老人应该加强康复锻炼，助其恢复身体活动能力，推迟中度、重度失能状态的来临；对中度失能老人在提供康复锻炼、推迟重度失能状态来临的同时，还需要加强生活辅助、失能护理和安全监测；对重度失能老人，重新返回健康状态的概率已经不大，应重点做好排便、压疮等高危环节护理，并且引入安宁疗护等临终关怀服务。

但宽松的失能老人评定量表得出“膨胀”的失能老人数据，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说，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以为此种大大扩充的“失能老人”还是以前那种卧床不起、生活起居都需要专人照料的失能老人，进而夸大中国失能老人对养老院、养老社区、康复辅具等的市场需求和行业规模，最终难免成为一场“需求泡沫”。

当然，与失能老人相关的市场转机正在到来。

在此根据联合国2019人口报告高生育率预期下的分年龄段数据，来看未来30年中国老年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

2020年时，75岁 人口近0.53亿，在老年人口中仅占21.20%，此后5年缓慢增长，至2025年增长至0.67亿，5年增量为1400万，平均每年增加280。

但2025年后，中国75岁 老人将加速增长，至2050年达到1.98亿，占全部老人的40.82%，相比2025年增加1.31亿，平均每年增加524万，几乎是2020-2025年每年增量的2倍。

而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长，失能率将在75岁以后迅速提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城乡各年龄段老年人失能率，60-74岁老人的失能率普遍很低，其中60-64岁为0.88%,65-69岁为1.51%，70-74岁为2.67%，进入75岁这个年龄界线后老人的失能率迅速提高，75-79岁为4.33%，80-84岁为7.97%，85-89岁为12.78%，90-94岁为20.96%，95-99岁为26.05%，100 岁为29.19%。

2025年开始，75岁 老人以及由此引发的失能老人数量加速增长，与此相关的需求必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但以中国之大，各地老龄化程度快慢不一，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的数量必然存在极大差异，哪些地方将成为最有前景的养老市场呢？

通过全国31个省区的失能率数据和老年人口数量，可以估算出不同省区的失能老人数量，市场规模大小便一目了然。

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31省区老人失能率（统计称为“生活不能自理”，对照上文分析，可能仅包含中度、重度失能老人，不包含轻度失能老人）如下：

综合来看，18个省区在3%-4%，9个省区在2%-3%；只有2个省区高于4%，分别是西藏5.45%，北京4.43%；只有一个省区在2%以下，即广东1.8%。

失能率高不代表失能老人数量就多、养老市场就一定大，比如失能率最高的西藏，其老人数量是全国最少的省区之一。而失能率最低的广东，虽然老人数量在全国居于中间位置，但其老人收入和地方财力排名全国前列，其市场规模自然也不会落后。

虽然上述失能率数据来自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距今已过去十几年，但考虑到中国老人医疗条件、健康水平在此期间有很大提高，失能率有下降的可能；同时由于高龄老人在2020年的占比相较于2010年有所提高，失能率又有提高的可能；所以综合来看，在没有最新数据的情况下，沿用2010年数据应该是大致符合当下失能率情况的。

以上述失能率数据结合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据，可以得出2020年全国31省区的失能老人数量。

31个省区的失能老人数量差异很大，四川、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的失能老人数量最多，都在40万人以上，其中四川位居第一，为60万人；湖南、安徽、湖北等13个省区的失能老人数量处于中等，在20万至40万人之间；广西、北京、内蒙古等13个省区的失能老人相对较少，均在20万人以下，最少的5个省区是新疆9万人，海南5万人，宁夏3万人，青海3万人，西藏2万人。

决定各地失能老人市场规模的因素，除了失能老人数量外，还有失能老人的消费支出能力，当地长护险支出比例等。长护险目前仅在少量城市试点，对这些城市的失能老人市场规模具有重大影响，但对全国来说影响不大。

与消费支出能力最直接的数据无疑是老人的养老金水平和子女的赡养支出水平，综合各种调查统计，城镇老人的养老金水平大致处于当地中等偏低收入水平，收获来源中来自子女的占1/4左右，农村老人养老金水平一般是城镇老人的1/10-1/20，生活来源中的7成以上来自子女。

但目前缺少能量化子女赡养支出水平的可靠数据，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各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做为衡量失能老人消费支出能力的测算数据。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了城镇和农村两个收入层面，避免了单一采用城市养老金或城市收入水平带来的夸大市场规模的误导。而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既包含了老人收入，也包含其子女收入，某种程度上符合失能老人消费支出包括自身养老金和子女赡养支出的结构。当然，当下许多年轻人在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工作，父母仍留在经济欠发达的老家，由此而来的收入统计很多时候并不在同一个省份，相关误差在所难免。

下面在31省区失能老人数量的基础上，加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选用2020年数据），可估算出31个省区的失能老人市场规模。

在2020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的基础上，全国31省区的失能老人市场规模可分为：

第一层次，规模在100亿至200亿元之间有12个省区，江苏省最高，为192亿元，山东次之为187亿元，四川为159亿元，上海为156亿元，浙江为150亿元；

第二层次，规模在30亿至100亿元之间有14个省区，排名前列的辽宁为98亿元，重庆为67亿元，陕西、云南均为64亿元；

第三层次，规模在30亿元以下的5个省区，与失能老人数量最少的5个省区重合，新疆为22亿元，海南为13亿元，宁夏为8亿元，青海为5亿元，西藏为4亿元。

在未来与失能老人相关的市场发展中，全国区域格局将基本保持上述三个层次的特点，因为失能老人数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等底层因素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保持惯性。而对于企业来说，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在哪些地区重点布局深耕，已经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