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这一生笔战不停，骂人不休，也就树敌不少。这些人不乏当时的社会名流，各领域的精英，骂起鲁迅来自然不会像泼妇骂街般让人屡犯尴尬症，当然也是有着很深的“套路”。成仿吾成仿吾是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有着“红色教育家”的称呼，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
这些人不乏当时的社会名流，各领域的精英，骂起鲁迅来自然不会像泼妇骂街般让人屡犯尴尬症，当然也是有着很深的“套路”。
成仿吾
成仿吾是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有着“红色教育家”的称呼，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
1924年鲁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成仿吾对此很不看好，在《创造季刊》2卷2期上登载的《〈呐喊〉的评论》中写道：
“前期作品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作品……《白光》一篇使我联想到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可惜表现实在不足，薄弱的很。《兔和猫》与《社戏》都是作者幼时的回忆，饶有诗趣，只是《鸭的喜剧》实不能说是小说，倒是一篇优美的随笔。《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
更为深入的，他还写道：“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
在1928年《创造月刊》上撰写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文章中，成仿吾还称鲁迅是中国版的堂吉可德，并说：“我们中国的堂．吉可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张春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政坛上的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张春桥，想必大家不会陌生的，就在鲁迅逝世的那年1936年，与鲁迅有了交集。
张春桥早年曾加入过革命文艺组织“左联”，当时萧军出版了一本新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的就是鲁迅。
1936年，张春桥化名为狄克，在《大晚报·星期文坛》发表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对《八月的乡村》以及鲁迅作的序给予了自以为是的评论，他认为萧军写的书不够真实，脱离了群众，而鲁迅这么看重萧军，相当于“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
郭沫若
郭沫若身上悬挂的头衔有很多，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他还是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随便拿出一个来就很能唬住人。
1928年，《文化批判》杂志，掀起了针对鲁迅的论战，而郭沫若恰在此时加入战圈，他以杜荃为化名，写了一篇名门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短文，文中郭沫若提到鲁迅，声称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因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并以此推理出鲁迅就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还“是一位不得意的 F ascist（法兰斯蒂）”
1931年，在《创造十年》上，郭沫若又发文《发端》，称鲁迅是一个霸占文坛的“总司令”。
徐志摩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著名诗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正是出自于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
徐志摩起初与鲁迅还好，还向友人大力推荐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可是后来两人渐行渐远，以至不相往来。徐志摩曾经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关于下面一束通讯告读者们》文中提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
梁实秋
梁实秋在现代是被贴上了诸多标签的，度娘一下，可以跳出这些字眼：“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梁实秋先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鲁迅对其中观点深为不满，便写下了《卢梭与胃口》、《文学和出汗》、《拟豫言》三篇杂文予以抨击。梁实秋当然不满意了，在《新月》第二卷第八期写下了《“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文中提道：“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施蛰存
博学多才，在多所知名大学任教的施蛰存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他与鲁迅的恩怨起源于《大晚报》曾经搞过的一个活动：邀请名家向青年人推荐书藉，施蛰存正在其中。
对于这个书单，鲁迅并不看好，在《申报.自由谈》撰写了一篇名为《感旧》的文章，极尽嘲讽之能事。施蛰存不甘示弱，便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下《〈庄子〉与〈文选〉》一篇，文中提到：“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陈西滢
女师大风潮发生时，知名散文家、《现代评论》的“闲话”专栏作家陈西滢，是明确站在打压学生的校方一边的，因而也就遭到了鲁迅的无情抨击。
1926年陈西滢在《晨报副刊》上登载名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的文章，文中说，鲁迅就是“一位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更为严重地，他还明确指出鲁迅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明显就是说鲁迅抄袭了。
高长虹
作家高长虹是鲁迅倡导组织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员，也是鲁迅编撰《莽原》月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高长虹与鲁迅的接触时间较多，对鲁迅也是比较了解，然而随着两人交往过密，高长虹对鲁迅的评价却是高开低走，1926年《狂飙》第5期《走到出版界》文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我的印象……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次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它。”
冯乃超
革命活动家冯乃超在1928年《文化批判》创刊号上以一篇名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文章，对一向只会炮轰别人的鲁迅进行了轮番炮轰。
冯乃超认为，“世人称许他（鲁迅）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的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同样是创刊号上，《人道主义者怎样的防卫自己？》一文中，冯乃超又说，“事实上，他是‘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病人。不然，他不会切齿的骂人‘害怕’，骂人‘恭维’的哦。”
叶灵凤
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的叶灵凤，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成员，他在1928年《戈壁》2期《鲁迅先生》一文中，称鲁迅为“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迹，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林语堂
林语堂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又在多所知名大学任教，他的文学水平很高，曾经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还是鲁迅私交极好的朋友。两人后来闹翻了，鲁迅在文中提起时，还将林语堂与前清遗老，伪满总理放在一起，充满了不屑与冷漠。
林语堂也不是吃素的，1935年《论语》57期上他撰写的文章《做人与做文》中，就写道：“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
苏雪林
苏雪林早年在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后来又跑到了台湾去任教。
苏雪林与鲁迅的接触不多，两人大概也就见过两次面，然而苏雪林骂鲁迅骂得很凶，而且还是在鲁迅死后才开骂的，“反鲁”成了她后半生的事业，她也因此被称为“骂鲁第一人”。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一文中，苏雪林称，“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象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
《与蔡孓民先生论鲁迅书》一文中，她又说：“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观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而，为名焉而。”
更为“诛心”的，她竟然在这篇文章中说：“李大钊革命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而鲁迅革命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
也许是应验了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骂人的，免不了也是要被人骂的，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的？
鲁迅长期与人论战，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斗出个结果，绝不罢休，自然也是很容易成为“众矢之地”。文人相轻，向来都是中国文坛的不光荣传统，文笔骂战从来不可避免，处在舆论旋涡中心的鲁迅，也是逃不过众人的轮番轰炸的。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菊花茶
菊花茶，本名郑良，网名菊花茶163，天涯新浪论坛知名历史作家，资深三国控。曾发表过《华山论剑》、《历史原来是这样的》、《三国往事越千年之建安十三年》、《快意恩仇的人生》、《祸起萧墙》等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