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带部队攻入纵深地区后，由于另一支兄弟部队撤出了战斗，使得杨得志部陷入重围。而后，根据晋冀鲁豫军区指示，第一纵队与晋冀鲁豫第七纵队杨勇部在山东濮县白衣阁合编，成立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随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由于邓华代司令员已经回国，杨勇协助杨得志领导志愿军总部工作。
杨勇和李承晚最后一战?在群星璀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军中，杨得志和杨勇是杰出的代表，他们在1955年都被授予上将军衔两人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有许多共同的经历，杨勇曾三次被任命为杨得志的副手从1936年春的陕北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总参谋部，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兄弟爱，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杨勇和李承晚最后一战?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杨勇和李承晚最后一战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军中，杨得志和杨勇是杰出的代表，他们在1955年都被授予上将军衔。两人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有许多共同的经历，杨勇曾三次被任命为杨得志的副手。从1936年春的陕北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总参谋部，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兄弟爱。
老乡相识分外亲
杨得志，1911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科长、团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团担负前卫和先遣任务。曾指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突破乌江天险，组织“十八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初步显示出了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杨勇比杨得志小两岁，湖南省浏阳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三军团连政委、营长兼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等职，1934年1月获得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长征途中，杨勇率领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付出沉重代价，与兄弟部队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湘江之战后，他率部英勇奋战，多次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杨得志属于红一军团，杨勇属于红三军团，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一、红三军团经常在战斗中互相配合，歼灭敌人，他们在同一个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作战，在同一条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行军。双方都久闻其名。杨得志早听说杨勇是红三军团中年轻而又优秀的团政委之一，而杨勇对率部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的大名和事迹也早就耳熟能详。到了长征后期，因部队减员过多，经整编，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杨得志团被编为第一纵队第一大队，任大队长；杨勇团被编为第二纵队第十大队，任大队政治委员。由于戎马倥偬相聚时少，两人一直不能相识。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胜利回师后，在陕北召开的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时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一师副师长的杨得志和第四师第十团政委的杨勇第一次相识。那次会议期间，大家兴高采烈地在一起会餐，杨得志坐的桌子离杨勇不远，他们以茶当酒，互相祝贺胜利。在他们互相交谈的过程中，才知道两人是湖南老乡，而且醴陵和浏阳是相邻的两县。杨勇听说杨得志比他大两岁，就脱口叫了一声：“老杨哥。”以后每次见面，杨勇总要用这种亲密无间的称呼“老杨哥”来表达对战友的情谊。无论是在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战、坚持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日日夜夜，还是最后在朝夕相处的总参谋部，对杨得志“老杨哥”的亲切称呼一直伴随至杨勇生命的最后一刻。
革命生涯常分手
1936年5月，“抗日先锋军”又改回红一方面军，杨勇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杨得志调任红二师师长。随即，杨得志和杨勇与第一师师长陈赓、第二师政委萧华等人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留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杨得志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勇任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政委。不久，他们分别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两人一度战斗在晋东南一带，在那里一起共同扩兵，冬季练兵，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忘的时光。
1939年初，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东进山东，杨得志奉命率部东进冀鲁豫边区，先后任冀鲁豫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率部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后担任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不久任第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虽说分在两个军区，但在共同抵御日寇侵略和打击伪、顽的战斗中，他们都不忘紧密配合，互相支援。一次在山东东明县的战斗中，杨得志指挥的冀鲁豫军区部队，同鲁西军区杨勇部和另一支兄弟部队一起反击顽军。杨得志带部队攻入纵深地区后，由于另一支兄弟部队撤出了战斗，使得杨得志部陷入重围。值此严重情况下，杨勇挺身而出，对杨得志说:“你放心，不胜利我决不撤出战斗，我们一块打！”在杨勇率部主动配合下，终于打垮了顽军。
1941年7月，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两军区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杨勇。杨得志和杨勇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单位共事了，这是杨勇第一次给“老杨哥”当副手。不料，他俩连个面也没有见着。之前的4月，杨勇作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七大，后因七大延期进入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杨勇回冀鲁豫根据地传达延安整风精神。当杨勇回到冀鲁豫军区时，杨得志已于1944年1月离开冀鲁豫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带领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前往延安，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和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得志回到冀鲁豫军区，任冀鲁豫纵队司令员。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勇才又见到阔别4年多的杨得志。然而他们并肩战斗没多久，根据中央要求，杨得志和苏振华政委率领以原冀鲁豫军区部队为主组成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离开晋冀鲁豫根据地，过境晋察冀军区准备到东北。后由于形势变化，杨得志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苏振华带第一纵队回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而后，根据晋冀鲁豫军区指示，第一纵队与晋冀鲁豫第七纵队杨勇部在山东濮县白衣阁合编，成立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名称还是杨苏纵队，只是司令员由杨得志换成杨勇了。之后杨得志和杨勇分属于不同的战略区，杨得志留在晋察冀军区，参加了解放华北的一系列战斗，后率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挺进大西北；杨勇随刘邓大军南下，逐鹿中原，参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并率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挺进大西南。随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6月12日，杨得志和李志民政委率志愿军第十九兵团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第一线。出国前，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在中南海接见杨得志等人，为他们饯行。周总理自豪地说：“要把你们‘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拿出去，叫做‘三杨开泰’！”1953年5月11日，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途。16日，杨勇和王平抵达志愿军总部驻地桧仓，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热情地欢迎他们。老远，杨勇就看到了杨得志，兴奋得直呼：“老杨哥！老杨哥！”边喊边疾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杨得志的手，久久不肯放下。昔日并肩战斗的战友，如今异国重逢，两人有说不尽的话题。后来在杨得志等志司首长的大力支持下，杨勇率部在金城反击战中给予美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954年2月，杨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邓华代司令员已经回国，杨勇协助杨得志领导志愿军总部工作。10月，杨得志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仍任副司令员，这是杨勇第二次给“老杨哥”当副手。遗憾的是，此时，杨得志也已先期回国，他是在国内接到任命的，组织上已确定他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志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担子，由杨勇担负。1955年4月，杨勇接任志愿军司令员。
非常岁月递温情
杨得志和杨勇从抗美援朝前线先后回国后，都被中央军委委以重任，杨得志一直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勇则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两人都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保卫国家安全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上。20世纪60年代，他们分别组织领导济南军区、北京军区部队进行大练兵，1964年率军事训练尖子在北京汇报表演，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检阅，受到高度赞扬。这一时期，尽管杨得志和杨勇不在同一地工作，但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结下的深情厚谊。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错误思潮蔓延到军队，一大批开国功臣战将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杨勇也不例外。早就把杨勇当做其篡党夺权障碍的林彪，以“彭（德怀）、黄（克诚）集团漏网分子”的罪名，对杨勇进行政治诬陷。1967年1月22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被军区造反派抓走、扣押，后下放到河北邯郸某部队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1月31日，杨勇摔断腿后，由于腿伤过重，辗转到几家部队医院，都要给杨勇做截肢，杨勇坚决不同意。随后杨勇被送往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但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存在不足。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亲自打电话给总参谋部，派飞机把杨勇接到北京301医院进行手术治疗。4月底杨勇出院后暂住在总政治部招待所，不知道下一步前往何处。这时，老战友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要杨勇到武汉休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要他到沈阳。
不久，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来看望杨勇，邀请杨勇到他管辖下的山东疗养。杨得志干脆对杨勇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到我这里吧。”1971年5月中旬，杨勇按照杨得志的安排，架着双拐和夫人林彬、女儿京京等来到青岛，住进了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位于太平角的房子。杨勇住在青岛，没有任何职务，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清闲的时光。疗养的环境也很好。杨得志给他安排在疗养院，冬天的房子离海边远一些，有暖气；夏天的房子则靠近大海，海风习习。杨勇经常拄着拐杖在疗养院附近活动。离他们不远处的海边有一个海水养殖场，所以海边能看到飘来的零星海带，杨勇和孩子们不时下海捞海带。他有时也带孩子们去沙滩上挖蛏子，钓螃蟹。杨勇还经常指挥孩子们到隔壁铁路疗养院锅炉房后边的麦地里“偷”挖野菜，回来包饺子吃。在“老杨哥”的多方关照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锻炼，杨勇的双拐换成了单拐，单拐变成了手杖。
周恩来总理也十分关心杨勇的处境。1972年春天两次询问杨勇的下落：第一次总政回答不在北京，不知道在哪里，需要查询；第二次询问得知在青岛养病，才放下心来。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杨勇告别“老杨哥”，离开生活了一年的青岛，回到北京。1972年7月杨勇复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相聚相离在总参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杨得志、杨勇分别带领武汉军区、新疆军区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清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狠抓各级党委和支部的整顿，加强战备训练，落实各项战备制度和规定，使所属部队正规化建设有了长足进展。1977年8月，杨勇任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9月，他再度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杨勇深知总参作为中央军委的办事机关和全军的军事统帅机关，肩负的责任重大。他到任后，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积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推动总参谋部各项建设迈上新台阶。杨得志则于1979年1月临危受命，由武汉军区司令员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在保卫西南边疆的作战中，他亲临一线部队指挥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1979年底，由于工作太忙，邓小平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经小平同志征求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杨勇打仗不错，团结同志，工作负责，拟由他接任总参谋长。后来，中央对总参谋长的人选又有新的考虑。1980年2月，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杨勇协助他抓全盘工作。这是杨勇第三次担当“老杨哥”的副手，也是朝夕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3年）。对杨得志的到来，杨勇表示热烈欢迎，并相信杨得志来主持总参工作，总参一定会有新的面貌。为了让“老杨哥”熟悉部队情况，杨勇多次抱病陪他到外地视察。虽然有些地方杨勇刚去过不久，但仍然坚持陪同前往，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总长现场汇报、介绍情况。在东北勘察地形时，有一天，在部队视察，适逢下雨，杨得志和杨勇不顾雨淋，坚持看完全部军事表演课目，使部队指战员很受鼓舞。1982年2月，杨勇陪同杨得志视察西沙群岛的建设，详细询问指战员们的生活情况。离岛时，战士们恋恋不舍地说：“希望首长再来！”杨勇乐观、爽朗地回答：“一定再来看大家！”他和杨得志约定第二年的春天再去西沙，但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1982年初起，杨勇逐渐感觉身体不适。经解放军总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杨勇的病情明显好转，恢复得不错。杨得志曾劝他休息一年，他却执意不肯。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幸存者，活着就得拚命干！”杨勇坚持出席党的十二大，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坚持总参的日常工作。直至再次入院前，他还在总参党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对全军和总参机关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住院期间，杨得志几次去探望他，他总是说：“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了。”后来他的病情严重恶化，讲话都困难了。他还吃力地对杨得志说：“告诉医生不要再用药了，不起作用了，那是浪费，不要再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1983年1月5日下午，传来了杨勇病危的消息。杨得志立即赶往医院，医务人员正在紧张地抢救，杨勇已经失去了知觉，连人也认不清了。当晚，杨得志处理完一天的工作，久久不能入睡。次日凌晨1时40分，秘书来敲门的时候，杨得志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当他再次赶到医院，杨勇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永远地离开了。想到自己身体健康，战友却已永别，杨得志意识到再也听不到杨勇那真诚、亲切、充满战友情谊的呼唤时，他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