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周莲在经历了失去丈夫和儿子，被捕入狱的严酷考验中，逐渐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多亏夏衍同志力挺，这部片子的拍摄工作才得以进行。影片上映后受到广泛好评，于蓝也一举成名，在1961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开拍，于蓝当仁不让地成了江姐的扮演者。当她们得知于蓝与田方情投意合时，都执意阻拦，坚决不同意于蓝嫁给一个“坏蛋”。可婚后不久，田方与前妻生育的两个孩子被于蓝的哥哥接到了延安。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在京去世，享年99岁。提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大家自然联想到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江姐，很多人把电影《烈火中永生》当成于蓝的成名之作，其实不然，确切地说，于蓝的成名之作当属电影《革命家庭》。她在片中扮演的“革命母亲”不仅得到广大观众认可，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意味蕴藉的表扬。
于蓝演了个好妈妈
2007年时，记者曾登门拜访过于蓝老师，当时于蓝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但耳聪目明，精神爽朗，特别是记忆力惊人，谈起几十年前的往事如数家珍。记得当时，于蓝手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老照片对记者说:“周总理表扬过电影《革命家庭》，可不是我凭空所说，这里有照片为证啊。”记者仔细观瞧，只见照片中的周总理正当着众人的面，高兴地握着于蓝的手说些什么，于蓝颔首微笑，侧耳细听，好像生怕落了一句。
周总理握着于蓝的手说，你演了个好妈妈。
那是1961年，在香山举行了一次有关电影方面的会议，这一天，周总理来到了现场。于蓝个头不高，站在众多名演员中间，一点都不起眼，可周总理还是一眼就看见了这位《革命家庭》中的妈妈，上前亲切握着于蓝的手，当着众人说道:“你演了个好妈妈！”声音很大，好像是有意在给别人听，还有意侧了一下身，一旁的新闻记者迅速举起相机抓拍到了这一珍贵瞬间。
于蓝深情地回忆道:“周总理说的这句话可是一语双关，分量很重。”如果了解《革命家庭》出炉背景的人或许能解其中滋味，如果不了解的人可能就只听懂个表面了。那么周总理讲的这句话分量何在呢？
电影《革命家庭》是根据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片中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与革命事业、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母亲周莲在经历了失去丈夫和儿子，被捕入狱的严酷考验中，逐渐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上世纪50年代末，于蓝看了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后，深深地被周莲这个人物所吸引，就产生了把故事搬上银幕的想法，而且特别希望能担纲女主角，于蓝就打电话给张水华导演毛遂自荐出演革命的母亲。尽管此前，于蓝在《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龙须沟》等影片中有过精彩表演，但这次表演对于蓝来说难度不小，她从少女一直演到老太太，人物性格变化和时间跨度很大。
为了将周莲这个有着三十多年磨炼历程的妇女演出层次、演得逼真。于蓝下工夫体验生活，查阅资料。然而，有些人不知道，这样一部好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意想不到地受到了来自“上层”的阻力，险些“胎死腹中”。
康生曾怪声怪气地说:我在上海待过，不知道陶承啊。他还认为，这部影片是突出个人，是在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关键时刻，著名剧作家夏衍同志据理力争:在错误路线上的英雄事迹也值得我们学习。
夏衍同志为了拍一部电影敢于“顶撞”上司，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若没有崇高的艺术追求和理想，肯定做不到。多亏夏衍同志力挺，这部片子的拍摄工作才得以进行。影片上映后受到广泛好评，于蓝也一举成名，在1961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女演员奖”。
周总理当然知道这段曲折的经历，对这部影片自然也更加珍爱。他老人家当众表扬于蓝，实际上也是公开肯定这部影片，是对广大演职人员最大的支持和理解。
江姐不是刘胡兰、赵一曼
电影《烈火中永生》堪称于蓝的巅峰之作。其实，这部影片的拍摄也经历了不少坎坷。老实说，初见于蓝老人，一点也找不到江姐的影子，满头白发与一身果敢的英雄形象有着较大的距离，让人感慨岁月的飞逝与无情。
于蓝老人自我感觉，塑造江姐的形象并不矫情，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演技多么高明，而是因为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于蓝和江姐是同龄人，都经历过国家山河破碎，饱受外来侵略的屈辱，都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消极抗日的行为痛恨不已。作为革命者，两人还都有过被捕后和敌人斗争的经历，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感受并不遥远。后来，于蓝又多次来到成都、重庆等江姐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并采访了小说《红岩》的作者，广泛接触了江姐周围的战友。当然，能演好江姐这个角色，于蓝还要特别感谢夏衍。
于蓝是在阅读了小说《红岩》连载后，被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英勇事迹所震撼的，常常感觉他们像雕塑一样屹立在面前。她萌生了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她和导演欧阳红英决定共同拍这部戏，后来张水华打来电话也要导这部片子。考虑到张水华经验丰富，于蓝就同意了，三个人组成了核心小组。
那个时候，大家在拍感情戏方面经验不是很足，表现重点还是一味放在斗争方面，剧本改了几遍都不理想。于是几个人就赶往广州找到正在休假的夏衍汇报情况。夏衍听完汇报就问:你们为何不重点写江姐呢？几个人回答:写了，有一两场戏啊。夏衍意味深长地说:“江姐的丈夫牺牲了，她也英勇就义了，她的孩子也受到人们的关心，你们只写斗争，显然是不全面的。”“好了，你们在广州待上几天，我给你们改编。”电影《革命家庭》的剧本改编就是出自夏衍之手，这次改编自然也得到大家的信赖。夏衍不愧是大手笔，不到一个星期，剧本就改好了。
影片开拍，于蓝当仁不让地成了江姐的扮演者。此前，于蓝的头衔是副导演，管着不少杂活，到底如何塑造江姐这个形象还真没想好。茫然之际，于蓝耳畔突然响起夏衍的一句话:你可不要把江姐塑造成刘胡兰、赵一曼式的英雄。于蓝恍然大悟:江姐不是农村妇女队长，也不是部队里的指战员，她是一个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共产党员，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慢慢地，江姐的外貌举止在于蓝的脑海中有了轮廓。随着拍摄的进展，于蓝越演越入戏，越演越有感觉，江姐的形象被人们普遍接受了。
田方与于蓝 著名的银屏伉俪
在于蓝房间的显目位置摆着一张田方的剧照，深邃坚毅的目光，棱角分明的脸庞让人一下子想到《英雄儿女》中革命的爸爸——志愿军某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
于蓝比田方小10岁，1938年她来到延安时，田方已是老革命了。老革命能在一位少女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电影《壮志凌云》可以说功不可没。田方在影片中饰演一位朴实的农村青年，为了抗击侵略，他割舍爱情，壮烈牺牲。1936年，年仅15岁的于蓝看了这部电影后，一下子成了田方的“粉丝”。说起来也后怕，于蓝万一先看了话剧《日出》，演艺界恐怕就没有这段姻缘了。田方在《日出》中扮演反面角色黑三，惟妙惟肖的表演让于蓝的很多小姐妹对黑三恨之入骨。当她们得知于蓝与田方情投意合时，都执意阻拦，坚决不同意于蓝嫁给一个“坏蛋”。
1940年田方与于蓝在延安结婚。田方为人宽宏大度，对于蓝更是百般呵护，于蓝有时耍个小性子，田方也很迁就。可婚后不久，田方与前妻生育的两个孩子被于蓝的哥哥接到了延安。于蓝的哥哥是位地下党员，身份特殊，兄妹俩极少团聚，这次在延安相聚让于蓝喜出望外。但当得知田方的女儿和儿子也来到延安时，于蓝心里挺不是滋味，家中掀起了微微波澜。田方很早就离开家干革命，对女儿和儿子总有一种愧疚感。这次与儿女团圆，田方给了孩子们更多的父爱、而给新婚妻子的时间相对少了些，于蓝难免产生被冷落的感觉。
然而，于蓝是位认知能力很强的人，她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很快克服了情感上的不适，把自己的爱无私地投放到两个孩子身上，一家人渐渐亲热起来，两个孩子也把于蓝当作亲妈妈看待。北京和平解放后，田方出任北影厂厂长，逐渐淡出了银幕，而于蓝却大放异彩，攀上表演艺术的顶峰。
晚年的于蓝依然忙碌，1981年，60岁的她开始第二次创业，出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电影事业中。离休后，于蓝作为少年儿童电影学会的领导仍致力于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做着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