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王萍的丈夫一人在外从事装修工作，家庭收入有限。两人于2004年在北京生下一个女儿。而王萍对于孩子的亏欠，很大程度上是她将这些结构性问题个体化、社会责任家庭化的表现。而这种责任的内化，是我们长期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母职的期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于儿子无法在北京入学，两人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县城上学，由爷爷奶奶看管。流动妈妈将社会结构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无论公众还是学界，对于留守、流动儿童（以下称留流儿童）父母的讨论，都远远少于对于他们孩子的关注。留流儿童家长的形象，在公众的视野中相对比较模糊。加之早期的留守儿童研究有夸大留守儿童行为、心理问题的倾向；而近年关于留守儿童的舆情事件，也多将留守儿童的悲剧归因于父母的缺位、亲情的缺失，公众容易对留守儿童的父母形成比较负面的印象，认为他们为了挣钱，狠心丢下孩子，不履行监护、抚养的职责。这样的印象，在每年春节前后关于留守儿童期盼父母回家、不舍与父母分别的影像中，更加得以强化。因此在探讨留流儿童问题解决方案的时候，会有一部分声音认为，留守儿童的妈妈应该回家照顾孩子，或者返乡就业。
笔者在近几年对于流动家庭的研究中发现，父母是留流儿童问题责任主体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流动父母经常对自己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不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而充满亏欠。而社会对留流儿童 “问题”形象的建构，也给他们带来了二次伤害。最近国际移民研究的情感化转向，可以让我们在讨论迁移问题的时候，暂时从经济理性的框架中脱离出来，更直观地看到迁移过程给迁移者及其家庭带来的情感影响，以及结构性成因。这里笔者以几位流动妈妈的亏欠情感为例，探讨留流儿童责任家庭化所带来的情感代价，也试图梳理这些情感代价背后，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文化观念的桎梏。
亏欠：结构性问题的个体责任化
王萍在儿子九岁的时候离开老家，和丈夫一起在北京东部的一个城中村开了一家五金店。在此之前，王萍的丈夫一人在外从事装修工作，家庭收入有限。两人于2004年在北京生下一个女儿。2010年，两人开店的城中村面临拆迁。考虑到孩子即使留在北京也无法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为了给孩子提供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王萍和丈夫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由孩子的姑妈照料。从城中村在北京西站需要换乘多趟公交，为了不让孩子伤心，王萍的丈夫只能骗孩子说妈妈就在后面的车上。当孩子意识到妈妈不会陪自己一起回家的时候，在火车站站前广场放声大哭。当两口子向我讲述这段经历时，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城中村又一次濒临拆迁。王萍一直抹眼泪，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没有爸妈陪伴的“散养小孩”，而自己对他们亏欠太多。
或许是孩子直接的情感表达，更能让我们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而却不容易体会到家庭分离给流动父母带来的切肤之痛。在笔者对数十位流动妈妈所做的访谈中，亲子分离都是她们最大的痛点。她们觉得自己委屈了孩子、对不起孩子，为不能陪伴孩子成长而遗憾，也觉得孩子因为自己吃了亏。当说到这些的时候，有些妈妈会忽然陷入沉默，或者会像王萍一样开始哭泣，或者深深地叹息。
但从王萍的案例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无论是离开儿子到北京工作，还是送女儿返乡，王萍家庭的个体决定，都与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公共服务短缺密切相关。正是北京的城市发展，为像王萍一样的家庭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有机会通过劳动，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但同时，城市的快速扩张，也让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家庭，时刻面临被迫迁移的风险。每当城中村拆迁，都会有大量流动儿童被迫返乡。这不仅因为他们父母担心孩子居无定所，也因为拆迁常常波及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让它们的生存变得岌岌可危。而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造成了许多像王萍女儿一样的孩子，虽然在北京长大，但难以进入城市的学校读书。而王萍对于孩子的亏欠，很大程度上是她将这些结构性问题个体化、社会责任家庭化的表现。而这种责任的内化，是我们长期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母职的期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留守儿童“问题化”
吴湘和丈夫在北京一个小区附近的农贸市场工作，从事日用品销售生意。由于儿子无法在北京入学，两人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县城上学，由爷爷奶奶看管。夫妻俩对孩子非常关心，每周都会有数次视频通话。每逢六一儿童节和孩子生日，夫妻俩都会有一人专程坐火车回家陪孩子庆祝。为了给孩子完整的爱，两口子也没打算生二胎。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中，吴湘的儿子被分到了留守儿童一组。他问妈妈什么是留守儿童，为什么老师说自己是留守儿童。吴湘顿时觉得非常心痛。为了不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她强忍着泪水告诉孩子，大家一般说的留守儿童都是指家庭生活极其困难，完全和父母见不到面，甚至没有爷爷奶奶看管的孩子。而“你跟爸爸妈妈在家里的孩子是一样的”。这次事件之后，吴湘一直自责，感觉是因为自己对孩子爱得不够，能力不足，才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反而是吴湘的儿子对于留守儿童的标签并没有特别在意，还安慰妈妈说，无论自己是不是留守儿童，“自己觉得挺幸福就行了”。
留守儿童的概念自2000年代初进入公众视野以来，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社会影响。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让全社会看到了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挑战，促使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改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和生活状况。关爱流动儿童的风潮，也蔓延到大江南北。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留守儿童（以及后来的流动儿童）的片面关注，容易掩盖我们对于这些现象背后深层原因的思考。稍不留意，就会对我们想“关爱”的群体，造成间接伤害。
在上面的案例中，吴湘起初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她印象中的留守儿童，是新闻里那些没有父母照料、生活极端贫困的孩子。而她和丈夫对儿子的关心和照顾，在她看来远远多于一些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因此她的孩子会觉得自己“挺幸福”的。直到学校把她的孩子归为留守儿童一类，她才意识到，无论父母对孩子怎样付出，孩子都有可能会因为父母的迁移而被区别对待，甚至遭到歧视。让孩子“留守”本身，似乎已经说明了父母的不负责任。
“留守儿童”的称谓之所以让一些父母如此敏感，是因为这一概念在长期建构过程中，有了明显“问题化”的倾向。早在2012年就有媒介研究指出，虽然媒体在报道留守儿童的时候，多持中立态度，但为了吸引受众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难免会强调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形成留守儿童就是问题儿童的印象。而国内多篇关于留守儿童研究的文献综述均提到，早期的留守儿童研究常常以发现留守儿童身上的问题为目的，将他们和其他群体（比如非留守儿童或全国儿童平均值）进行比较，得出留守儿童存在心理、身体、教育、行为等问题的结论。而这样简单的比较，往往忽略了留守儿童内部的差异性，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外界环境的复杂性。在留守儿童存在缺陷和问题的话语影响之下，一些流动妈妈会将孩子身上出现的行为、心理特征，比如不爱学习、不自信、缺乏安全感等，归因于他们是留守儿童，进而对自己没有陪伴在孩子身边表示深深地自责。留守儿童的“问题化”，是流动家庭将结构性问题个体责任化的重要背景之一。
神圣的母职
何芸在2000年离开西南老家，来到广东的工厂工作。当时何芸的老家重男轻女风气严重，到广东打工一方面可以让两个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让女儿们免受歧视。老家到广东千里迢迢，何芸坐了三天三夜的长途大巴，才抵达深圳。当时交通通讯都不方便，因为思念女儿，何芸常常拿起电话就泣不成声，把电话卡上的钱都花完了也没有和孩子说上几句话。当听到工厂的收音机播放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由于长期和女儿见不到面，加上老家的亲戚打趣孩子，说“你是妈妈捡来的”之类的话，小女儿对母亲颇有怨言，甚至一度认为何芸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虽然现在女儿对母亲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经常对母亲表示关心，但何芸觉得，“始终都是我亏欠她”。
流动妈妈将社会结构性问题归咎于自己，而产生亏欠情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母职的强调。这种母职期待首先表现在流动妈妈身边的人对于她们的态度上。比如何芸老家的亲戚，会调侃她的孩子是被抛弃的孩子，是捡来的孩子。也有流动妈妈的家人，会将外出务工的母亲比成只生不养的“企鹅妈妈”。学校的老师会建议流动妈妈回家，照顾孩子的学业，而不是让她们的丈夫回去。而放弃工作返乡陪读的家长，基本也都是女性。
母职期待同样表现在流动妈妈所接触到的公共话语中。比如曾经触动何芸的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比如城市新兴的“密集母职”文化，以及各种以妈妈为对象的亲子公众号，都在强化这样的观念：只有母亲陪伴在孩子身边，孩子的童年才是完整的，才不会给孩子的心灵带来伤害。而离开孩子的母亲，即使为家庭做出了经济贡献，也没有完成自己对孩子的责任。
越来越多的跨国移民研究发现，一个社会的性别观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流动母亲和她们孩子的感情。如果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强调母亲照料孩子的重要性，孩子会对母亲外出工作表示不理解和反对，而对父亲外出比较能够接受。而如果孩子成长的文化中，强调社群的集体养育，对除母亲以外的亲属监护接受程度较高，则亲子分离带来的痛苦会大大减轻。中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因而许多人认为父亲外出、母亲留守才是比较理想的家庭模式，而不太支持母亲单独外出。而城市新兴的育儿文化，同样强调亲子关系、母子联结，认为儿童早期缺乏母亲陪伴，会造成智力、心理缺陷。这样的观念无疑都会加重人们对于流动妈妈的负面印象，也让流动妈妈们对她们的孩子充满亏欠。
流动家庭在迁移过程中面临着经济不平等、排斥性政策、教育资源不平衡等多重结构性问题，而亲子分离给流动家庭带来的情感代价，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应当给流动家庭更多的发声渠道，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认识留流儿童、流动父母、流动人口社群，以及他们背后的城乡社会。只有这样，流动家庭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才能够被看到，而流动家庭的情感之痛，才能不被遮蔽。同样，我们在讨论留流儿童的时候，应当避免将结构性问题个体责任化，给予留流儿童的家长，尤其是流动妈妈们，更多的理解和关怀。而这一切，不仅需要意识的转变，也需要政策的保障和支持。
（李萌系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为保护受访者身份，文中人物均为化名，部分地点做了模糊化处理。在此感谢所有受访的流动父母。）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