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便是居民消费受到抑制，造成总需求不足的情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首先要做到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统一，最好地诠释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中国方案。一是通过提高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和效率，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达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
文/蔡昉（领衔）
编者按：我们如何才能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共同富裕还有多久才能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著名经济学家蔡昉预测我国将在2025年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指出国家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强调了需要在提高就业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教育深化和均等化等方面重点发力。
居民收入增长是良性循环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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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居民消费的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关键在于居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采取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确立了经济发展目标，即以人均 GDP 衡量，中国预期在 2025 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 2035 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考虑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做了两种情景的预测。
第一种情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人均 GDP 年均潜在增长率在 2020—2025 年可以达到 5.33%，在 2025—2035 年可以达到 4.61%。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增长速度，预计中国实际人均 GDP 在 2025 年将达到 13852 美元，即超过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大约 12000 美元），2035 年达到 21731 美元，接近于达到高收入国家三分位中间组的门槛（大约 23000美元）。
第二种情景是在假设改革力度更大的条件下，更明显的改革红利体现为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在人均 GDP 的年均潜在增长率更高的假设下，在分别到达 2025 年和 2035 年两个时期中，中国人均 GDP 年均可以分别以 5.68% 和 4.99% 的速度增长，在两个时间点上分别达到 14129 美元和 22999 美元，意味着可以更完美地实现预期的目标。
可见，如果做到居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中国居民将在相应的时间点上达到与整体发展阶段相符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与 GDP 增长的同步性逐步增强。通过计算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与 GDP 的年均增长率之比，将其作为居民收入增长领先 GDP 增长的程度，可以看到在 1979—1989年、1989—1999 年、1999—2009 年以及 2009—2019 年四个十年期间，该比率分别为 0.86、0.73、1.00 和 1.08。如果在“十四五”期间乃至“十五五”期间，同步性能够保持在过去 20 年的水平，就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长与 GDP 增长基本同步。
居民消费的持续扩大，既需要以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为前提，还需要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来保障。如果劳动者报酬与资本回报之间不协调、居民收入与企业收入之间不平衡、个人之间或家庭之间的就业创业机会不均等，都意味着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经济增长的蛋糕没有分好，居民消费也不能做到尽如人意。
13-1
借助表 13-1，我们可以理解收入分配状况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消费能力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储蓄率高，所获得收入的很大部分必然被储蓄；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储蓄率较低。因此，在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条件下，社会总收入的较大部分为富裕群体获得，与此同时，相对贫困的群体却未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以充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并且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也与居民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低收入家庭往往还要进行预防性储蓄。结果便是居民消费受到抑制，造成总需求不足的情形。如果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显著提高，则会产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明显效果。
中国居民广泛分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迄今为止历经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扩大实现的。由于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做大的蛋糕，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为城乡居民所分享。第二个阶段是在劳动力普遍出现短缺的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持续提高，并且由于劳动者谈判地位的提高，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都得到了改善。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在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下，主要通过初次分配使普通劳动者和家庭分享发展成果。但是，仅仅依靠劳动力市场改善收入分配的功能，既存在着局限性，还具有效应递减的趋势。
在新发展阶段上，由政府实施再分配政策，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比较表明，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明显好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即以 0.4 这一基尼系数的基准水平作为分界线，在多数情况下，前者的基尼系数显著低于这个水平，后者的基尼系数通常高于这个水平。换句话说，随着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通常发生从不均等到更加均等的变化。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原因完全在于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实施了更大力度的再分配。例如，在 OECD 国家，政府以税收和转移支付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把相关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降低了 35%。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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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0 年 11 月 3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都是围绕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要求做出的。在新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阶段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充分体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的和本质要求。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阐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政策举措。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首先要做到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劳动力是一种以人为载体的特殊生产要素，因此，工资水平不仅仅依靠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还要发挥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合同等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机制也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还需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再分配政策力度，利用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合理调节收入。根据国际经验，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主要是通过再分配手段调节实现的。中国正处在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门槛的阶段，遵循一般规律，应该逐步加大利用再分配手段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实施力度。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突出再分配机制的中国特色。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统一，最好地诠释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中国方案。这里主要强调以下几个重要和紧迫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一是通过提高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和效率，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达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二是提高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和覆盖率，通过社会政策托底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稳定劳动者和居民的基本民生和预期的前提下，营造创造性破坏的竞争环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高质量发展。三是通过教育深化和均等化，使新一代劳动者具备符合时代要求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并能够不断更新技能，以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地参与劳动力市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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