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杨帆决定退学的是父亲的一个提议。18岁生日时，杨帆把横渡琼州海峡作为自己的成年礼。横渡当日，琼州海峡刚刚刮过台风，水母特别多，杨帆被蜇得浑身是血。20岁，杨帆和父亲拍摄了15集纪录片《赛季》，记录下姚明以老板身份接管上海男篮的第一个赛季。在蒙古，21岁的女孩芭森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比利时，与杨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马丁是一名妥瑞士综合征患者。
也许人生的小目标除了“先赚它一个亿”外，还有许多选择。比如生于1990年10月5日的杨帆。2012年7月，21岁的他骑着一辆国产长江720挎式摩托开始了环球旅行，寻找和他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异域生活和人生梦想的小伙伴。2015年，根据这段经历制作的节目《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被评为“最穷的剧组拍出最酷的青春”。今年8月17日，“另一个我”欧洲季每周三起爱奇艺更新一集，目前为止前三集网络点击率突破2000万，豆瓣点评达9.2分。
13岁退学，开始野蛮生长
“退学，不是因为成绩不好，相反我当时是三好学生，而且是班长。”让杨帆决定退学的是父亲的一个提议。杨帆的父亲是央视五套的一名编导。2003年，他对杨帆说，“有位詹姓叔叔要从成都沿川藏线骑行到拉萨，你有没有兴趣？”那一趟，杨帆跨越了14条江河，翻越21座海拔4千米以上的山脉，最后抵达拉萨。一个多月后，他从拉萨回京。在父亲的支持下，杨帆退了学。杨帆的爷爷奶奶都是老师，姑姑还是大连一所中学的校长，退学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父亲帮他顶住了压力，把他带上了这条鲜有人走的小路。
“现在反思，之所以退学也是因为我从小就想做一名电影导演，既然一定要做，为什么不提早准备。”杨帆的准备分为两个部分：在家，他把辞海当百科全书一样读，增长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则是来自看片。杨帆家里的两面墙上全是电影资料，经典的电影被他翻来覆去地看、揣摩，看完还和父亲讨论，一聊就是一整夜；在外，父亲带着他去万里大漠、去原始森林，他得以接触纪录片拍摄、制作的全过程。三年后，16岁的杨帆掌握了电视摄像的技术。也是在这一年，杨帆看到报纸上一条消息，“有一个父亲，每天让他的女儿凌晨两点半起来，完成一个42公里的马拉松。她父亲是希望她成为奥运会冠军。”父女的做法，另类、锋芒，不被周围的人理解，像极了杨帆当时的处境。“当时，很多人也想看我的笑话——退学了你肯定完蛋了，你肯定不会学好，我必须用一部作品证明自己……”这部叫作《在黑暗中奔跑》的纪录片其实就是杨帆内心的表达。“我不会评判这件事情是否科学，我觉得他们起码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他们有我特别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们之间有共鸣。”此片获得意大利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提名。
18岁生日时，杨帆把横渡琼州海峡作为自己的成年礼。为此，他在游泳池苦练三个多月，从只能游200米，一直练到能游18.8千米。不过泳池和大海之间差别巨大。横渡当日，琼州海峡刚刚刮过台风，水母特别多，杨帆被蜇得浑身是血。最致命的一次，一条海蛇划伤了他的脸，他一度意识模糊，坚持到了中午，不得不放弃。20岁，杨帆和父亲拍摄了15集纪录片《赛季》，记录下姚明以老板身份接管上海男篮的第一个赛季。在他的镜头里，上海男篮从之前的联赛排名垫底一下子冲进了CBA的半决赛。“几场关键的比赛，球队都是在最后时刻反败为胜，片子播出的时候，有观众发现比赛最要劲的时刻，画面晃动，那其实是我握机器的手在抖。”
90后的烦恼并不特殊，要么来自感情、要么来自物质
2012年7月14日，杨帆骑着一辆长江750挎斗摩托车，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寻找和他一样生于1990年10月5日的小伙伴，透过同一个生日的人这扇窗口窥视人生的丰富多彩。在蒙古，21岁的女孩芭森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为了鼓励生育，政府规定，妇女如果生4个小孩可以得到“伟大母亲”二等奖，生6个小孩就可以得到“伟大母亲”一等奖。每一个蒙古的孩子出生都伴随着一根羊骨，蒙古人还会用羊肉汤给孩子洗澡，这象征着健康与吉祥。在比利时，与杨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马丁是一名妥瑞士综合征患者。不受控制的抽搐让人尴尬甚至困扰，马丁为此看过80个医生，吃过130种药，可是他却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弹得一手优美的钢琴，成立了自己的音频工作室。
“另一个我”的镜头中，并不只有叛逆和励志，同样也有90后的困惑和迷茫。“许多‘另一个我’其实很羡慕我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各有各的难处，无法随心所欲。”杨帆总结，90后的烦恼其实并不特殊，“有的来自情感、有的来自物质”。
对话杨帆
为拍“另一个我”，受过伤、坐过牢、被放过鸽子
北青报：“另一个我”的拍摄对象都很配合拍摄吗？
杨帆：其实找到世界上另一个我非常困难，愿意接受拍摄的更少，99%都会拒绝。你想啊，如果是你某天接到一个陌生人的信息，说“我跟你同年出生，我能拍你吗”你怎么想。我收到的最搞笑的回复是问“这是群发广告吗”？以为是什么骗子广告。
北青报：实际拍摄中，有哪些困难？
杨帆：我曾经打算去印度拍摄“另一个我”，机票买好了，马上要办理登机了，结果收到对方短信，说去迪拜演出了，不能见面了。当时北京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只能顶着大雨回家，一切像命中注定安排的一样，那回损失挺大的。
北青报：这是最大的考验吗？
杨帆：不是。第一季结束的时候，我们从俄罗斯回国，在高速路上被大卡车撞了，当时我在拖车里睡觉，睡着睡着发现怎么车开到树上去了，然后外面一片惊叫，“杨帆杨帆快出来，着火了。”我是最后一个从车里爬出来的，只穿着秋裤，特别狼狈。过来处理的俄罗斯警察觉得我们是非法打工的，把我们关进了拘留所。监房里安个坐便那种，没有遮挡，大家都睡在一起。早饭是糊状的粥，很恶心。午饭是冷掉的一坨肉，你得拿热水泡着吃。语言不通，人家也不提审你。我们五个人整整被关了九天，我们也反抗过——太不公平了，我们明明是车祸的受害者，怎么反而被关起来了。于是就绝食绝水，还写那个血书，一份中文，一份英语。后来我们就被糊里糊涂放出来了。
北青报：在拍摄第一季和第二季过程中，你受伤了，在欧洲季第一集中，还有你当时做手术的镜头？
杨帆：手术室那段是我爸拍的，他边拍还边采访医生，我当时其实是半昏迷状态。考虑到太血腥，只剩下两三秒血腥的画面。
北青报：现在恢复得怎么样？
杨帆：其实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应该开始恢复训练，但医生没有提醒我，导致我做训练时，已经错过了康复的黄金期，只能靠每天硬掰。那种感觉简直了，跟上酷刑一样。现在两个小手指还是有点麻，拍X光片发现，得了骨化肌炎，就是里面肌肉像风干了一样，变成骨头了。
北青报：你怎么看待受伤这件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杨帆：上帝的考验吧。我去康复中心，有些人比我还惨呢，都走不了路，我这起码还能正常地活动。跟别人一比，应该知足。
北青报：你觉得你走的这条路，别人可以复制吗？
杨帆：挺难复制的。我也认识不少退学的人，很多人因为无所事事在家，学坏了。如果将来我有孩子，我也不太建议我的孩子走这条路。因为确实特别苦，首先你得真的坐得住，退学在家很孤独，你几乎没有任何同龄人可以交流。同时，你还得真的能学进去。因为说实话在家里没有什么约束了，但是我觉得我这方面还行，上学时也算好孩子，有自我学习的能力。现在想想，也许正是因为国内的生活中，我缺失了一部分“另一个我”，所以才会在片中选择世界上那些另一个我。文/本报记者 祖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