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在急救培训中，还存在复训人数寥寥无几、社会急救培训良莠不齐等问题需要破解。培训讲师金东青注意到，尤其是每当发生公众人物猝死的事件后，预约咨询量明显提高。今年5月，清华大学一名18岁的学生在宿舍内突发心脏骤停。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在心源性猝死急救上有“黄金四分钟”之说。金东青指出，能在这个时间内对患者进行抢救的，一定是他身边的第一目击者。
视频/新京报记者 陈超
999急救中心每天上演着生死时速的急救故事。这里除了是医务人员的战场，还是课堂——向社会公众讲授如何在救护车到来前“救人一命”。
近日，一位医生用嘴吸尿，将航班上的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然而，并非每一位患者发病时，都幸运地有医务人员在场。
越来越多的公众自发接受急救培训，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救命”能力的目击者，在身边有患者发病时能够提供紧急救助。但这还不够，原北京市法制办曾发布数据称，全市接受过红十字会系统急救知识培训的市民仅占常住人口的4%左右。而发达国家和地区接受过急救知识培训的人占国民总数的50%以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比例高达95%。
除此之外，在急救培训中，还存在复训人数寥寥无几、社会急救培训良莠不齐等问题需要破解。
我们距离全民急救，还有多远？
在999“学救命”
刚下夜班，地铁公司维修保障人员闫涛就赶到999急救中心上课。“课堂”设在急救中心隔壁、综合楼二层半的教室内。学员们正凝神听讲，学习如何在救护车到来前“救人一命”。
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在两天的16个学时中，他们将学习创伤包扎、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使用AED（全自动体外除颤仪）等初级急救知识。
讲师使用模拟人教学员进行跌打损伤判断。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闫涛时而低头刷刷记着笔记，时而“抢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他42岁，属于学员中年纪较大的，却显得比年轻人更加努力。他说家里老人有心脑血管疾病，周围同事和他同岁的，也有“走了”的。他希望学点知识，“最起码家人、同事和朋友出现意外，我能帮上忙。”
一些学员来学急救，是源于身边亲朋的经历。一名在媒体工作的学员说，北京人艺演员、导演班赞突发心梗去世，对她刺激很大。“他是我同学，才41岁，学习急救知识对自己、对他人确实有必要。”
教英语的杨小姐不满30岁。她说，此前高以翔猝死事件持续出现在热搜，让她意识到心脏骤停这种意外，不分年龄，随时可能发生在身边。
“如果意外发生在亲友身上，如何补救？我马上上网搜索并报名参加了急救培训。这次学习后，我也会给学生灌输这方面的知识。”高小姐说。
据999培训中心主任杨瀛介绍，北京红十字会从2008年开始做急救培训，999培训中心学员数量从最初的每年几百人到现在的两万人。“打着滚儿地递增。”加上120、各个社会培训机构的培训力量，北京每年参加急救培训的人数量更多。
在999培训中心，很多市民通过微信预约，排队等着上课。培训讲师金东青注意到，尤其是每当发生公众人物猝死的事件后，预约咨询量明显提高。
“不是任务，是技能”
闫涛平时也关注急救节目。但是，电视上看着简单的心肺复苏，到了实际现场操作，还是发现“细的知识点有很多”。
“很多人觉得心脏在左边，心肺复苏要按压左侧，其实应该按压正中间。”急救培训讲师金东青说。
另外，心肺复苏要在对方“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的情况下才能做，缺一不可。这是培训讲师房剑锋在授课时特别强调的内容。他介绍了一个反面案例——马拉松赛事上，有的参赛者低血糖晕倒了，志愿者上去胸外按压，反而可能造成隐患。
讲师教学员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公众意识中，存在不少急救“误区”。金东青举例说，癫痫急症发作时，很多人觉得应该往患者嘴里塞东西，还要束缚住患者防止其乱抖乱颤。其实完全相反，癫痫患者并不会刻意咬到舌头，要保证其口腔内没有异物。束缚患者的做法也并不妥当，轻则可能造成肌肉拉伤，重则关节脱位。
在学员高小姐看来，相比网上的教学视频，现场上课更加直观，有不明白的也能向老师提问。比如，学员能够通过模拟人练习实际操作，掌握心肺复苏的力度、手感等。
每个“班级”都有微信群。金东青注意到，学员经常在群里分享自己学习技能后帮助他人的经历。有一些企事业员工坦承，“培训之前认为这是任务，培训完才意识到这是技能。”
他举例说，北京一家商场的保安曾经接受过培训，有一次恰好遇到一名外卖小哥心脏骤停，保安马上进行心肺复苏，把人救过来了。
今年5月，清华大学一名18岁的学生在宿舍内突发心脏骤停。巧合的是，999急救中心刚刚在清华大学进行了急救培训，4月份，清华在校园中安装了一批AED。同学们有条不紊，有人做心肺复苏，有人拨打120，有人跑去取AED。
他们最终为同学争取了生还的机会。
课堂上的段子手
讲师团队里，不少人都是“段子手”。
不同于大众印象中医学知识的枯燥乏味，相反地，急救培训课堂里经常传来笑声。正在讲课的房剑锋，招呼大家不用记笔记，来学一套叫“上下我你”的手势舞。“上”即招手呼救快来人，“下”是指这里有人晕倒，“我”是急救员，“你”来打电话并帮助“我”。
用金东青的话说，讲师们经常讲段子活跃课堂气氛，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大家更能接受。“我们想让大家知道，学急救其实没有那么难。”
房剑锋演示的手势舞中编入了呼救手势和急救流程要点，就是为了更好地辅助记忆。在国外，遇到紧急情况，喊一声启动EMSS（应急医疗服务体系），有人帮你打急救电话，有人帮你找AED。但在我国，公众对此并不熟知，要把EMSS的内容表述出来。首先要表明身份，说自己是急救员，再就是寻求周边群众的帮助，要找人打急救电话、寻找AED。另外，高质量的按压每个急救员大概只能持续五到十分钟，可以教在场的群众帮着进行胸外按压。
授课中，房剑锋还会把主动权交给学生。他注意到，光讲知识点大家记得不牢。他会举大量实例，其中包括很多反例，让大家找其中的错误，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在金东青看来，“急救”并不是医务人员的专属技能。“你不可能指望每一个病患发病时，都恰好在医院附近。”
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在心源性猝死急救上有“黄金四分钟”之说。金东青指出，能在这个时间内对患者进行抢救的，一定是他身边的第一目击者。“我们的培训，是把本应该属于百姓的技能还给他们。”
在培训课堂上，除了穿白大褂的讲师在授课，还有穿着红马甲的督导老师。金东青介绍，这些督导老师由红十字会派出，可以及时和讲师沟通，提高培训的效果和质量，是一个相互进步的过程。督导老师还会定期向市红会反馈，将新的好的案例融入课件里。
4%和95%
学员参加培训后，需要在考试中取得85分以上的成绩，才能最终领取北京市红十字会颁发的急救员证书。在领证后，也并不是一劳永逸。
从2017年起，学员每三年需要复训（此前是每两年），把学过的16学时内容再学一遍。“我们培训的都是非医护人员，大家不经常用的话会忘。但由于企业公司人员流动大、公众复训意识不强等原因，绝大多数的学员没有进行复训。”杨瀛说。
两年前曾接受过培训的学员刘婷婷觉得，复训很有必要。“学完不用忘得很快。”
讲师教学员如何包扎。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在999培训中心，90%是党政机关、企业、中小学、社区等预约的课程，讲师带着“模拟人”到各地培训。另外10%在培训中心进行，也称“社会班”，就是把主动报名来学习的个人学员聚在一起，开班授课。
杨瀛觉得，“最认真”的是社会班学员。“他们是自发来学习的，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相对地，一些参训的企业员工并没有认识到重要性。
在受单位邀请的集体授课中，旅游公司、巴士公司等是窗口单位，经常接触公众。但杨瀛发现，往往是公司有意识，导游、司机、酒店员工等人员不太认真，只为了应付单位的学习任务。
她指出，北京的急救培训在我国一线城市中算是做得很好的，但对比2000多万的北京人口数量，参与急救培训的人仍然是很少的部分。
原北京市法制办（现北京市司法局）2015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和地区接受过急救知识培训的人占国民总数的50%以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比例高达95%，而北京接受过红十字会系统急救知识培训的市民仅占常住人口的4%左右。
一些包括救援队在内的社会组织也在开展急救培训。但在999督导老师崔恩良看来，对培训的标准和质量应该予以关注。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即便是师资团队满负荷运转，999仍将每个班控制在30-32人。相对而言，社会机构、公司急救培训的师资队伍良莠不齐。杨瀛说，有些人可能没有取得师资证书，只经过急救员培训，就去教别人。
她举例，心肺复苏只能给无呼吸无意识的人做，但在一些团建和夏令营活动中，讲师让团员之间相互按压，尤其让孩子按压，这特别危险。“孩子的急救意识要有，但必须正确。”
能否推广志愿者“地图”？
北京市红十字会正在计划制作一个软件。所有通过16学时取证的学员，都可以自愿登录平台当急救志愿者。
“像滴滴叫车一样，病患一点电子地图，就能看到周围有多少急救志愿者、哪里有AED，可以呼救急救员。这样可以利用社会资源，使抢救成功率更高。”杨瀛说。
不过在金东青看来，如何让学员真正把学到的技术用起来，未来如何推广急救志愿者电子地图，仍然值得探讨。
你敢为陌生人做心肺复苏吗？面对这个问题，几位学员均表示，万一亲友遇到危险，一定会出手。但对于陌生人确实有点顾虑，怕担责。
2017年，《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开始实施，鼓励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在急救人员到达前，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急救行为是有“好人法”等法律保障的。
然而，金东青也不赞成做“情感绑架”。
“只能鼓励，不能勉强。”他说，“不能在课堂上说一定要救别人。只能让大家积极学习急救，有必要时希望大家伸出援手，大家可以做得很好。”
新京报记者 张璐
视频记者 陈超 摄影记者 吴宁
编辑 丁天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