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白方礼和本地的三轮车夫抢饭吃，被同行冷嘲热讽、殴打谩骂。新中国成立后，白方礼结束了动荡的生活。他被安置在天津河北运输厂，虽然仍然是一名三轮车夫，但毕竟有了正式编制，生活也有了保障。没有文化的白方礼靠着辛苦蹬三轮车，培养出4名大学生。学校专门成立了教育奖励基金。在老人去世的多年以后，这笔奖励基金还在启用。这样“白方礼支教公司”算是正式成立了。2005年9月23日早晨，93岁的白方礼老人静静地走了。
2001年，一位88岁的老人来到天津耀华中学。他颤巍巍地把手中的饭盒交给校领导。饭盒里全是一角两角的零钱，共有500元。这些钱是老人在火车站给人看车好不容易攒下的。
老人说：“我老了，干不动了，这应该是我捐的最后一笔钱了。”
在场的老师和学生，哭了。
这位老人就是白方礼。
14年来，他风雨无阻、夜以继日，卖苦力蹬三轮车。他一角两角地挣钱，只为捐给那些素昧平生、渴望学习的孩子。经年累月，此心不改。
他一共捐了35万元，让300名贫困学子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2005年9月23日，儿女眼中这个可爱、可敬又可气的老头，走了。留下的是一顶破帽子、一双破手套、一件挂满大学校徽的外套，还有陪了他一辈子、破旧不堪的三轮车，唯独没有留下一分钱。
1913年，一位男孩在河北沧县白贾村呱呱坠地。父母给他取名白方礼。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新婴儿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大喜悦。毕竟喜悦一瞬而过，苦难会持久缠着这个家庭。
饱一顿饥一顿，日子这样慢慢地挨着，白方礼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苦难人家的孩子是没有福分上学的，只能羡慕地看着村里有钱人的孩子在小学堂读书。
没能上学，一辈子是个“睁眼瞎”，这成了白方礼一辈子的遗憾。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从13岁，白方礼就开始为了生计而奔波。最初是到处打零工，后来他来到天津，几番辗转，成为一名靠出卖苦力的三轮车夫。
在天津，白方礼和本地的三轮车夫抢饭吃，被同行冷嘲热讽、殴打谩骂。最糟糕的是，他有时会遇到坐“霸王车”的，辛苦拉到目的地，不仅钱没挣上，还被打了一顿。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在白方礼身上重演。但凭着坚持和努力，他还是在天津站稳了脚跟。
新中国成立后，白方礼结束了动荡的生活。
他被安置在天津河北运输厂，虽然仍然是一名三轮车夫，但毕竟有了正式编制，生活也有了保障。
日子依然很苦，他需要供4个子女上学，资助侄子读书，供养没有生活来源的姐姐。但生活毕竟有奔头，他感谢国家给他提供的这份现世安稳的生活。
那时，许多人受“读书无用论”思想影响，早早让子女辍学务工。但白方礼坚信，只有让孩子们上好学，将来才会有出息，也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
他再苦再累，也供几个孩子上学。
他的4个孩子中有3个考上了大学，侄子也上了大学。没有文化的白方礼靠着辛苦蹬三轮车，培养出4名大学生。仅凭这一点，也让我们无数的人敬佩。
白方礼始终忘不了回到河北老家看到的那一幕。
1987年，74岁的白方礼老人回到熟悉的小乡村。眼前的白贾村让他有无限感慨。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但家乡的变化不大，只有个别人家建了新房，大多数村民依然那么贫穷。
走到田间地头，他看到有几个学龄孩子，在帮家人干农活，而这个时间段孩子们应该是在学校读书的。
他问：“娃儿，你们怎么不去上学啊？”
孩子们回答：“村里小学发不起工资，老师都走了。家里穷，也没有钱到县城里去上学，不如在家里帮忙干活了。”
简短的几句对话，对老人的触动很大。过往的一幕幕在他眼前重演。他从内心深处不想让这些孩子因没有文化知识，像他一样吃苦受累。
此时他心里冒出一个想法。
这些年，老人从天津河北运输厂退休后，依然闲不下来。他先到油漆厂补差，干了几年后，又重新做起了三轮客运。每天忙碌奔波，他攒下了一些钱。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养老的，但现在他决定动用这笔钱。
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天津，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家庭会议。
“我要把攒下的5000元钱全部捐给老家小学，让那些流失的老师回到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孩子重回课堂。”老人一开口，惊呆了所有的人。
“爸，你疯了，你可要想好，这可是你一辈子的积蓄。这几年你起早贪黑，攒下这些钱容易吗？全捐了，你拿什么养老？再说，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家里的房屋也需要钱来修理。”
“我可以继续蹬三轮车挣。修房屋没有比娃上学重要。你们什么也不要说了，就这么定了。”
为了怕子女们继续阻拦他捐款，老人又放了句狠话：“你们再反对我，我就和你们断绝父子关系。”
白家4个孩子拗不过老人，就陪他回到河北沧县白贾村，把钱捐给了白贾村小学。学校专门成立了教育奖励基金。在老人去世的多年以后，这笔奖励基金还在启用。
让子女们没有想到的是，向白贾村小学捐款5000元，只是一个开始。
寂静的夜晚，人们早已进入梦乡，白方礼老人还在费力地蹬着三轮车。载着一车重物，他时不时地撩起袖子擦着汗。
腿越来越疼，车子变得越来越重。他实在蹬不下去了，便下车推着走了一截路，然后又接着蹬。就这样蹬蹬走走，等老人把货从天津送到杨庄，再返回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
从上次捐款5000元，老人就没有停止过捐资助学的脚步。而所有的捐款都是像这样辛苦蹬三轮车攒下来的。
他给自己制定了计划，每个月捐资1000元，每天至少需要挣三四十元钱。
为了挣到这三四十元钱，老人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他五六点钟就起床了，来不及做饭，就把头天的剩饭剩菜热热吃了。午饭是从家里带来的两个馒头，一壶水，还有点咸菜。忙碌了一整天，到晚上六七点钟，他才能回到家。碰到特殊情况，他回家还要晚些。
为了完成每天的任务，别人不愿干得脏活累活，他抢着去干。
有一次，一个客户需要把货运到很远的地方，并且还要求把货搬到五楼，只给五元钱。别人都不愿意干，说不值，但老人把活接了，他说这样又可以多攒一下五元钱了。
就这样，几元几角辛苦地挣，也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抠，积少成多，老人会攒下一笔钱。每当这时，他就会蹬着三轮车亲自送到学校。
十几年间，他捐款高达35万元，帮300多名孩子圆了上学梦。
受他捐助的学校和机构除了白贾村小学、天津耀华中学，还有天津市教师奖励基金、河北沧县大官厅乡教育基金、希望工程、红光中学……
在捐资助学的过程中，老人发现太多孩子需要资助，然而蹬三轮车所挣的钱毕竟有限。
像当初决定捐出5000元钱一样，81岁高龄的白方礼老人打算卖掉自己居住多年的两间老屋子，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一家公司。
这次儿女们没有反对他，毕竟反对也没用。
1994年，白方礼在天津火车站旁边租了一个小报亭，专卖一些烟酒副食，方便南来北往的旅客。这样“白方礼支教公司”算是正式成立了。
后来公司还由一个小亭子发展成十几个摊位。效益最好时，能获得1万多元的利润。但公司所有的盈利全部用来捐资助学。
公司刚成立时，老人就说：“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本以为老人可以轻松些，不用蹬三轮车了，但等公司稳定下后，他让员工经营公司，自己继续蹬三轮车。
没有了房子，他就住在公司。这间8平方米的铁皮房子，冬天像冰窖一样，夏天却又炙热难挡。
不仅住的环境糟糕，他这位董事长吃的穿的，却是连乞丐也不如。吃的是馒头就咸菜，穿得从头到脚全都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88岁那年，白方礼老人蹬不动三轮车了，再加上城市改造，这个铁皮房子也被拆了，公司也不存在了。
这时他能想到的是，在火车站给人看守自行车。不为别的，只为多挣哪怕一分钱。
2001年，白方礼老人把看车攒下的500元捐给了天津耀华中学，这是老人的最后一次捐款。
随后老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只能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他最惦记的还是那些贫困学生。“我现在一个月只有600元钱，能力有限，如果收入能再多一点，我一定会资助更多上不起学的孩子。”
2005年9月23日早晨，93岁的白方礼老人静静地走了。
为他送行的人将马路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老人素昧平生，都是听了老人的事迹后被感动，自发地前来为老人送行。
老人的灵车在市里绕了一大圈，出租车司机组成车队为之送行。
普通的一位老人离世，却引发无数人前来送行，这让人想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景。那些无私地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人，总会受到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老人去世后，个人存款为零，遗物有一辆破旧不堪的三轮车、一件挂满大学校徽的外套，还有一顶破帽子、一双破手套。
老人的遗物中有一件对他来说最珍贵的外套，上面缀满了“勋章”——各个大学的校徽。这是那些受捐助的孩子给他戴上的。
他曾经穿着这件衣服在天津大钟前，和天津耀华中学的师生们在一起合过影。
照相那一天，大家提议站在天津的标志性建筑万国桥前合影，老人摆了摆手说：那桥是外国人建的，我们还是跟天津大钟合影吧，这是咱中国人建的。
照片上的老人精神抖擞，脸上的喜悦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身上的“勋章”熠熠生辉。
许多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老人过着这么苦的生活，却把辛苦攒下的钱全捐了。
照片中的老师曾经也有这样的困惑，他问老人究竟是为什么。老人当时只说了5个字：有国才有家。
直到照相时，老师才真正理解这句话，原来他几乎榨干自己来支教，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国家。
“我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又不识字，也没啥能耐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可我现在资助的那些大学生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有文化，懂科学，说不定以后可以出几个人才，那对国家的贡献多大呀！”朴实无华的语言掷地有声，显示出老人大爱无疆的家国情怀。
一晃16年过去了，当我们常常说世间什么都经不起时光消磨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很多人还记得这个可爱可敬的老头，记得曾经有那么一位88岁的老人，费力地蹬着三轮车，撩起衣角，露出嶙峋瘦骨，擦着额头的汗水。
白老，您一路走好，剩下的路我们为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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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毛栗儿 】
【编辑| 毛毛雨】
【排版 | 毛毛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