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白居易写这首《卖炭翁》，就是要反映宫市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他们认为统治者才是宫市罪恶之源，皇帝才是宫市制造者。冒然去整改“宫市”，必须冒与宦官集团冲突的后果，皇帝也担心得不偿失。唐德宗晚期，太监已经嚣张到了新高度。据《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侍读大臣讲起宫市的弊端，太子听了义愤填膺，表示自己会向父亲反映。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诗人，诗歌创作一向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应该为了反映时代而写，诗歌应该为了反映现实而作），这首《卖炭翁》就是这样一首“为时”、“为事”所作的诗篇。
仔细阅读，叙事述史诗《卖炭翁》，前面部分的铺陈渲染，不过是为了突出“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故事结局。
一千斤的木炭，用半匹红绡加一丈绫就换走了？
卖炭翁究竟赔了多少钱？据史料记载，天宝年间（742~756）的木炭价格中等质量每斤大约1.5文，中等质量的绢价每匹460文。就按天宝年间的物价来算，卖炭翁的一车木炭等于是五折，说是血本无归应该距离事实不远。
白居易《卖炭翁》大概创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考虑到中唐以后物价沸腾的因素，基本生活用品木炭价格上涨肯定会超过绡、绫这些耐用品。所以，卖炭翁赔的只会更多而不会少。
这种不公平交易就在天子脚下的长安城，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岂非咄咄怪事？
黄衣使者怎么如此豪横？物价就由他们随口而定？市场管理部门哪去了？这一切还得从诗中寻找答案——白居易的《新乐府》中每首诗的题目下面都有一个小序，标注说明这首诗的主题。《卖炭翁》的序是“苦宫市也”。白居易写这首《卖炭翁》，就是要反映宫市给人民造成的痛苦。
据《旧唐书-张建封传》载，“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同书吴溱传中如此写道——“时宫中选内官买物于市，倚势强贾，物不充价，人畏而避之，呼为‘宫市’。”
其实，宫市并非始于唐德宗，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就已经有了这个机构，只是设立之初主持事务的是朝廷官员，而非宫中太监。最早的宫市也并非强买强卖的不公平交易，而是“与人为市，随给其值”。等到改由太监主持，开始时也不敢做得太过分，仅是“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卖方虽是弱势群体，但也只是略微赔点。皇帝需要，多数百姓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也只好自认倒霉了。可是随着宦官势力的膨胀，发展到后来，太监出来采买，“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已经变成了公然抢夺了。
一些学者认为，史家为尊者讳，说“德宗蔽于左右前后”莫知“宫市之恶”是本末倒置。唐德宗又不是傻瓜，他怎么会不知道宫市是千夫所指的恶行呢？他们认为统治者才是宫市罪恶之源，皇帝才是宫市制造者。
小编对这种认识，不敢苟同。
唐德宗继位之初，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但泾原兵变的发生，令他彻底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武夫重兵在握始终是王朝最大的威胁。兵变发生时，与藩镇跋扈难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宦官不离不弃忠心护主。事实证明，没卵子的太监比文武百官更可靠、更忠诚。此后，德宗委任亲信宦官为禁军统帅，此举等于将身家性命也交给了他们，小小的采买自然会放手让太监去做了。等到顺宗、宪宗时，太监势力已经不可收拾，甚至皇帝的废立也由太监说了算。冒然去整改“宫市”，必须冒与宦官集团冲突的后果，皇帝也担心得不偿失。
唐德宗晚期，太监已经嚣张到了新高度。就连皇太子李诵也招惹不起。据《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侍读大臣讲起宫市的弊端，太子听了义愤填膺，表示自己会向父亲反映。众人听了都纷纷点头称赞，只有王叔文沉默不语。等到众人走了，李诵问起王叔文原因，王叔文这才告诉他，太子做的事情应该是请安问膳，而不是关心宫市。如果进谏，会让德宗皇帝误会太子收买人心，还会引来太监的忌恨，搞不好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因小失大。
重臣张封建、舅公吴溱劝谏，唐德宗“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太子李诵去劝谏又有什么用呢？太子都畏惧宦官，一个卖炭的老头，最多只是敢怒不敢言。
白居易在除了徒唤奈何之余，也只能挥笔写下《卖炭翁》，表示一下心中的愤慨罢了。
这样的王朝不覆亡，天理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