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由不仅是人身自由，而是人类对待命运的超然态度。中国人更喜欢将“自由”作为“负担”的反义词，并非奴役。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人的自由理论传入中国后，严复将其译为“群己界限”。在我国古代，就算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还能以无业游民的身份游荡。
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
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
——宋代：苏舜钦《和淮上遇便风》
“自由”（freedom/liberty）一词是一个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概念，在此条件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身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但是，“自由”这个词，在汉族语言文化里，和在西方语言文化里，却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可以说，自由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别十分巨大。
其实，在中国古代早由庄子的《逍遥游》等名篇为“自由”一词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我们的认知中，自由是挣脱世俗的负赘和框架，就像是道家所说的逍遥，又或是陶渊明先生的隐逸生活，这都是汉族文化中自由的表现。这种自由不仅是人身自由，而是人类对待命运的超然态度。或许在古人看来，自由这个词境界不够，可能会被陶渊明、庄周等高人不齿，他们更愿意用逍遥、自在来描绘自己的境界。
但是，若用“自由”一词形容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未免有些笔力不足了，所谓自由更像是乡野村夫撒欢罢了。
而“自由”一词放到西方则有另一层含义，在西方人眼中，自由是解除束缚的生存状态，例如：农奴翻身做主，不再被奴役，是为自由。在早期的欧洲，他们用“解放”一词指代“自由”。与汉族文化中的自由相比，西方自由的含义相对简单，是在人与人存在高低阶级差距时，奴隶阶级对上层社会的抗争态度。
汉族文化源远流长，自炎黄起就过着以农耕自给自足的文明生活，较早的迈出了奴隶社会。西方人嘴里的自由，在我们眼中看来，更像是一群在笼子里关着的动物，迫切想要回归自然的追求。换句话说，西方人脑海中的“自由”与“奴役”是对立的两种概念，这种概念使脱离奴隶社会的中国人很难产生代入感。中国人更喜欢将“自由”作为“负担”的反义词，并非奴役。
西方世界进入真正意义的自由，并不是在古罗马覆灭后，而是在林肯废除奴隶制后。他们在奴隶制中生活的时间太过久远，而中国又早早脱离了奴隶制。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人的自由理论传入中国后，严复将其译为“群己界限”。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自由人，这种有明确界限的观念更像是原始人的认知，汉族文化的语境中很难将这种思维与道学中的超然相联系。
《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穆勒认为：“人类的行为有两种特性，即：‘公众性’和‘外部性’，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人类只要生活在组织化的世界中，就必须遵守某种行为规范，受到约束。”而比穆勒更早的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则认为：“自由就是自我约束。”这个人甚至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虽然，康德和穆勒这两个思想家，均对西方人类似原始人的观念和习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和反思，但是，他们对自由的解读并不透彻。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是什么？人类对行为规范的约束做出多少让步才算被奴役呢？而社会给人类多少生存空间，才算是让人类有了自由呢？
这个问题放到中国来谈，根本就不算是一个难题。
以汉族思想来看，从“个人”到“社会”之间是一个逐级并进的完整体系，中间并不存在断层。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联系，一层一层向外扩展。中国人并不需要做出“自由人”与“奴隶”的选择，而是从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从个性到小范围公众性，逐渐放大到天下的共性。
而严复所讲的“群己界限”，就像划定了不同层次之间的界限。逐级分明，处在什么层面就要做什么层面的事，不能越界。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处于文明世界，并未被奴隶主奴役，所以，在西方自由引进之初，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老外会将个人和社会看成势不两立的双方？在我国古代，就算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还能以无业游民的身份游荡。
可以说，游民与奴隶截然不同，游民往往可以通过揭竿而起将皇帝赶下台取而代之，这种事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西方世界可没有几个像穆勒与康德这样有先进思想的人，他们绝大部分骨子里还抱着原始人那套观念。西方人更喜欢将个人行为的两种特性降到最低，甚至，排除“公众性”和“外部性”将个人放大到极限。他们的这种思维，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应该叫“肆意妄为”。所以，这种原始人渴望的所谓自由，根本不能与道家的“清静自由”相提并论。
受到西方原始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一群无病呻吟的人，他们更愿意叫自己“自由主义者”。这种跨文化跨语境强行为自己施加代入感的行为，怎么看都像是在东施效颦。要知道，西方人有几千年的奴隶制历史，所以，才产生这种偏执的思维。
参考资料：
【《东西方的“自由”概念》、《逍遥游》、《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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