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归”字，除了表示归还外，在古汉语中还有女子出嫁的意思。古汉语中一个汉字拥有的引申义过多，也是造成文言文难懂的一大原因。国民政府选取324个，公布为第一批简体字。蒋介石考虑到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只能暂缓简化汉字。不久抗战全面爆发，也没人顾得上简化汉字的工作了。
今天皮酱来给大家聊聊简体字的历史，有些人要说了：这简体字能有啥历史，不就是建国后的事儿么？很多人都误以为简体字只是在建国后才有，其实简体的历史一直伴随着整个汉字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汉字发展规律并不是一味的由繁到简，我们都知道甲骨文是汉字的早期形式，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那时候人们写字可要麻烦多了，不可能向皮匠这样，敲敲电脑键盘按按手机屏幕就能打出一堆字来，纸和笔也是没有的。只能用锋利的物体将汉字一笔一笔的刻画在乌龟的腹甲或是其他动物的骨骼上，那阵会写字的人都是雕刻家呀。要么就是刻在钟鼎上，更累。
在夏商时期，汉字书写也就极为困难，因此此时汉字的笔画一定不能太过复杂，而且在空间有限的甲骨上也很难写上一个笔画复杂的汉字。后来虽然有了竹简，但写字依旧是个体力活儿啊。所以不仅字的笔画少，连内容也十分简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先秦的典籍晦涩难懂的一个原因。
造纸术的应用与传播更让汉字书写的难度与成本大大降低，因此逐渐衍生出很多新的汉字用来承担原来汉字的一部分职能。
比如“归”字，除了表示归还外，在古汉语中还有女子出嫁的意思。《诗经·国风·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指这位女子就要出嫁了。
古汉语中一个汉字拥有的引申义过多，也是造成文言文难懂的一大原因。中国汉字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由简到繁，又由繁变简的过程。
很多我们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其实在中国古代就已经被使用了，并不是现代的人们凭空简化的结果。
现在我们看繁体字觉得笔画多，书写麻烦，古人也是这么想。在古代除了有官方推行的正体字，在民间还有俗体字。
宋元以后的戏曲小说刻板里，常应用一些俗体字。清末明初的学者黄宗羲给家人写信，议论的“议”字是言字旁加一个“义”，难易的“难”的左边写做“又”，应当的“当”则直接简化为“当”。明朝诗人吕留良在赠给黄宗羲的诗的注中云“自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这个“俗字”便是当时有所简化的汉字。
还有很多简体字是直接来自于古代书法家的草书里的简笔字，王羲之就酷爱使用简笔字。
东、岂、试、为、缅、临、终、张、时、将、见、当、孙、扬、实、尔、鲤、鱼、与、诏、长、乐、陈、来、诚、绝、顾、灾、宽、饮、谢、杨、学、万、发、问、怅、颐、视等现代简体字都出自王羲之的手笔。
以后谁要是非说用繁体字才有文化，直接拿上面这幅王羲之的《远宦帖》给他看好了。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民政府就有计划推进汉字的简化工作，1935年钱玄同编了本《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国民政府选取324个，公布为第一批简体字。
然而，蒋介石主导推动的汉字简化却遭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扬言如果不收回《简体字表》，他将不参加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后来他真的不来开会了。
蒋介石考虑到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只能暂缓简化汉字。不久抗战全面爆发，也没人顾得上简化汉字的工作了。
蒋介石第二次计划简化汉字是在1952年秋，他在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表示，“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上讨论。”结果又遭到了著名学者胡秋原的竭力反对，考虑到其在台湾文化界的影响，蒋只好再次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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