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刘晓浦女刘曾蔼牺牲之谜（烈士刘晓浦女刘曾蔼牺牲之谜）

她的回忆录，披露了1941年11月沂蒙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中“燕翼堂”烈士刘晓浦女儿刘曾蔼牺牲的语焉不详的信息。1941年11月，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拉网式大扫荡。原来，学校二大队与敌人接上了火。噩耗传来，张达悲痛欲绝。经判断，可能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引我们上当。队长张达带领女生队，在枪林弹雨中突围到结有薄冰的蒙河。这次“考试”证明，女生队的学习成绩是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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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刘晓浦女刘曾蔼牺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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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翼堂”烈士刘晓浦女刘曾蔼牺牲之谜

——抗大一分校女生队一九四一年沂蒙“反扫荡”纪实

（口述：刘峰宜，整理：刘长永、刘敦杰）

1941年在山东时，春节刚过，部队来到与河阳一河之隔的峨庄。天未亮，敌人突然袭击，机枪、大炮声响成一片。女生队立即从驻地向西北方向转移，快到孟良崮了，又向东南,经青驼寺到岳庄、铁山子一带，天快黑了才吃一顿饭。

原计划从这里过河到滨海去，但探知沂河对面的葛沟有敌情，只好又向北，从河阳南面过河。过河时，干部、党员组成突击队，先下到结有薄冰的水里，分两边站好，大家将白毛巾扎到臂上作为标记，互相拉着手，组成人的链索，人们从中间过去，谁摔倒了立即被拉起来。经过青临公路、台潍公路、沭河封锁线，方达到目的地——莒南县的西良店。

这次行军，走了近30小时，行程240多里。在过度劳累而得不到饮食补充的情况下,有的人走着路就睡着了，不知不觉撞到前面同志的身上，前面的人也会在这一撞之下一齐倒下。这时，就需要有人将她们拉起来，不然，她们会在那里睡过去的。

这时，每个人都成了“千斤小姐”了，两条腿带不动沉重的身体，脚上的血泡连成片,被河水浸透的衣服刚被体温暖干，又被汗水湿透。如果听到原地休息的口令，都立即躺下，哪怕身旁有水、有火，也无力挪动一下子。

休息后，又是党员和干部忍着劳累，将大家一个个拉起来，扶着走几步，又去拉别的人。

1941年11月，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拉网式大扫荡。野蛮的鬼子兵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四处逃难，有的惨遭杀害。这时，学校（按：抗大一分校）转移至大青山一带，女生队住在南墙峪（今属沂水县）。黄昏时，我们与调离女生队到卫校学习，以及山纵的几位女同志相遇。大家相见本是高兴的事，但因卫校的同志在大崮山失守后走得筋疲力尽，看到学校的同志好像见到亲人，止不住热泪盈眶。

这时，看到鬼子兵戴着遮风帽，扛着带刺刀的枪，用马拉着大炮，向大青山、桃花山一带围拢。天黑了，听到桃花山、桃花峪枪声密集，冲杀声、嚎叫声响成一片。原来，学校二大队与敌人接上了火。仗打得极其激烈，伤亡也很大。二大队政委刘惠东、女生队队长张达的丈夫陈田心，我（按：刘峰宜）的侄子刘秉高，还有二连的一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噩耗传来，张达悲痛欲绝。

当她发现同志们沉默地望着自己时，便咽下泪水，命令大家集合，带领队伍向中蒙山方向进发了。不多时，又看到中蒙山的望海楼已插上太阳旗，敌人已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过来，只有西边的石岚子方向悄无声息。经判断，可能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引我们上当。

这时，学校领导镇静沉着，从容指挥，一方面组织人员阻击，一方面命令大家突围。队长张达带领女生队，在枪林弹雨中突围到结有薄冰的蒙河。大家穿着棉衣涉渡，敌人的枪声仍然很急，过河后来不及拧一下衣服上的水就急促行军。寒风一吹，棉衣成了铁甲，唰唰作响。腿上的皮肤，被冻硬的粗布裤子磨破了。小雨加雪继续下着，山路极为泥泞，同志们摔倒了再爬起来，总算是跳出了合围圈。

一清点人数，少了好几位。沂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按：原文如此）、烈士刘晓浦的女儿刘曾蔼牺牲了，成了第二代烈士。文书刘新环负重伤，我摔到山半腰，幸得魏范文等同志相救。周慕华被敌人当众用大石头砸死，为国捐躯，她是一位非常朴实忠厚的农村干部。勤务员小曹是大家从太行山轮流背来的孤儿，也负伤被俘。陈月娥、于淼等生死不明。三区队大部分人不见了，韩俞和梁克也被俘了。

反扫荡结束了，大家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一场用血的代价进行的学习“考试”。这次“考试”证明，女生队的学习成绩是优秀的。毕业时，领导勉励大家:坚定立场，随时准备战斗，到工作岗位好好工作，不负抗大的培养。

大家唱着:“在田野里我们相见，山林间我们别离……别了，别了!不要再依恋，让我们在庆祝民族解放事业的大会上，我们再见，我们再见。”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经过血与火的锻炼，擦着热泪，互相拥抱着握别了，走向斗争的最前线。

去抗大之前，我是乡里的妇救会主任。后来，一组抗大的女同志来到了我们村里。她们穿着军衣，非常利落潇洒，看着她们自由自在地，要唱歌就唱歌、要学习就学习，我很羡慕，我也想到部队。

1939年敌人来我们这里“扫荡”，扫荡结束后，我写了一个关于“反扫荡”的总结，抗大的同志交给了边联政府，边联觉得我们的工作干得不错。我就借此机会提出来，我想到抗大上学。当时边联政府一个姓王的科长说，可以，抗大现在正招生，愿意去可以去。一听说可以去抗大上学，我心里可高兴了，自己背着煎饼，一路唱着歌就去了抗大。

入伍以后生活真是艰苦。第一顿饭就是囫囵高粱、黄豆，这还能吃。后来，只有地瓜干吃，地瓜干有的长了绿毛，有的长了黑毛，洗也洗不干净。

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是过着游击生活。敌人说来就来，我们女同志没有枪，又不是战斗部队，就得随时转移。上课时哪还有什么课堂？就是找个比较安静点的地方。我手上、脸上的疤就是那时候冻的。写笔记的时候，赶紧把钢笔放到嘴里，要不它就结冰了，没法写字了。

我们长期地住到老百姓家里，没有被褥，就拿秫秸往地上一铺，时间一长身上都招满了虱子。当时我们的区队长叫徐鸥，他说，“虱子是‘抗日虫’，招虱子，你才抗日坚定”。除了招虱子，什么疥疮、疟疾、打摆子，我们很多人都得过。什么人写的那个诗说“冷也冷得冰凌上卧，热也热得蒸笼里坐，疼也疼得天灵盖破，颤也颤得什么牙关挫”，一点都不假，形容得非常贴切。

1941年8月份，我从抗大毕业以后，就上了卫生学校。在卫校学了四五个月吧，沂蒙大扫荡就开始了。

那是1941年12月26号，我们卫校的同学走了整整一下午零一夜，到了大崮山顶上，大家累得不行了，我们十四五个女生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睡着了。睡了没有几分钟，鬼子的飞机就来了。飞机飞得很低，飞机上的日本旗都看得很清楚。飞机盘旋了两圈，扔了两个炸弹走了。这是27号。29号早上，日本鬼子上来了，有的骑着车子，有的骑着马，马上还驮着炮和机枪。大崮山有一个团在那里守着。我就跟他们说：“快点，鬼子来了。”那个团长看了看，气得说：“我要有一门大炮，两炮就把他们打得上天，现在咱们赶紧吃饭，做好准备。”

过了大概有一个来小时吧，鬼子就上山了。我们这一个团的人都各就各位地站好，守着围墙。过了一会儿，敌人爬到离我们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团长下命令说：“打！”我们几个女同志就给他们运手榴弹，连石头也给战士运过去。有负伤的，我们就给他们包扎。整整打了一天。没有弹药了，有的战士就直接跳出城墙跟敌人拼刺刀，有的抱着敌人往下滚，滚下去就是万丈深渊，一起死了。

天黑之后，敌人撤退了。我们卫校的这些同学却跟大部队也走散了，我和王新同志一看同学们都找不着了，就开始自己找部队。看着有马粪的地方，我们就赶紧躲起来，因为敌人是骑马的。哪个地方有稻草，我们就从哪个地方走，因为咱们的部队的伪装部队有稻草。

这时候，我和王新两个人走着走着，在平地上都摔跤，那腿好像软得都不听自己指挥了。走了一会儿，碰到了一个伤员。他的脸蜡黄蜡黄的，整个脸肿得又胖又大，眼睛只剩了一条小缝。他看到我们以后说：“你们俩几天没吃饭了？”我说，有三天没吃饭了。他说：“我看到你俩老是平地里摔跤，就知道你们是饿的。”他从腰里摸出来一个手绢，里面包了四颗鸡蛋，递给我们。我们怎么好意思吃他的呢？我们说：“我们一块儿搀着你走吧。”他说：“我不准备走了，我还有手榴弹，等敌人来了，就跟敌人同归于尽。不能连累你们两个，这鸡蛋你们拿去吃，赶紧走。”我们说什么都不要。后来枪打得很紧了，他说：“你们赶紧拿着走，要不然的话，咱们三个人都得在这里同归于尽。你们能活一个算一个。”硬把鸡蛋塞到我怀里，我就给他留下了两个，我们一人拿了他一个鸡蛋。

我俩吃了东西有了点力气，摔跤摔得也少了。30号这天，天快黑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支部队，就跟着部队走了。走着走着，我肚子疼得不行了，就想去路边沟里解解手。谁知道刚走到那沟里，我就倒下昏迷过去了。第二天，我听着枪打得很厉害，就醒了，我想起来，可是怎么起也起不来，干脆继续睡在那里。我把身上的手榴弹盖拉开，想着如果敌人来了，我就像那个伤员一样跟敌人同归于尽。黄昏时，我听到有人说：“把她埋到这沟里吧。”有一个人来翻我的口袋，这时，我的手哆哆嗦嗦地拉着手榴弹，他看我拉手榴弹，就一把把我的手攥住，把手榴弹夺走了。他说：“你没死啊？好了，敌人都走了。”他就把我抱到了路边上。这个时候，咱们的同志过来了。有一个女同志认出我来了，拿了两块地瓜干和高粱面饼子给我吃。从我记忆以来，没有比那个再好吃的东西了。现在的什么蛋糕、饼干，都比不上那种滋味。我吃了两个饼子，又喝了两口水，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我就跟着她一块走了。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腿火辣辣地疼，一头栽到路边的山谷里去了。碰巧有一棵树把我挂住了，要不我就得摔个粉身粹骨了。他们从上面递下裹腿，拿裹腿捆在我腰上，像提水一样地把我提上去了。上来以后，我发现右腿上都是血，有个高个的战士拿个绷带给我包扎了一下，又背着我下了山，我听别的战士叫他“魏范文”。

之后很多年，我到处打听他，结果这一找就是40年。1982年，我无意中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魏范文住在厦门。马上赶到厦门去见我的救命恩人。第一眼见到魏范文，我以为找错人了，当年救我的那个人是高个、长脸、挺黑的，眼前这个人个儿不高，胖胖的，脸挺白。我问他：“你是不是在鲁中待过？有一天行军，有个人负伤以后掉到山下，你是不是拿裹腿把她提上来背下山的？”他说：“啊！”他又瞅了我半天，说：“是你呀。我记得是个小丫头。”我说：“哎呀，我现在是小丫头的奶奶了，四十多年了。我来找我的救命恩人，我来感谢你的。”他挺高兴的。以后我们就常通信，打电话，这个同志2004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还写了个挽联。

1942年甲子山战斗的时候，我已经从卫校毕业回到抗大了。我当时在休养所工作，负责照顾甲子山战斗中的伤员。那时候，我住在老百姓家里。我最最忘不了的是一个老大娘。

有一次，我冒着大雪去给伤员看病。等我忙完回到家，脸都冻青了。房东大娘一看我回来了，解开棉袄，一把把我搂到怀里。我趴到她怀里，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大娘那个棉袄里面连个衬衣也没有，就用那温暖的身子贴着我冰冷的身子，现在说起来我还挺激动的。

1941年打大崮山、1942年打甲子山、1945年打小清河，这些战斗我都经历过了。反正我一直在战斗部队，在战斗部队我锻炼也比较大。（资料提供：《山东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组王霞、赵明水、刘明真）

附：刘峰宜简介

1928年，刘峰宜在滕县宗贞女子小学读书，1934年，进入临沂鲁东中学(原教会经文中学)学习，1937年抗战爆发后，辍学在家。1938年6月，素有爱国之心、17岁的刘峰宜与二姐一起，在本村义务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抗日小学。没有经费，姐妹俩四处奔走，搜罗了一些桌椅板凳，借了一间民房，又动员了30多个小孩，开始了教学活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大力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二姐教国语，她教算术，并向学生讲历史故事，教唱爱国抗日歌曲等。因为刘峰宜抗日热情高，1939年，被选为沂水县参议员。不久，又被选为坊南乡妇女救国会主任。接着，她与抗大一分校王寅(解放后曾任青岛市委常委、妇联主任)、王莹等，一起组织参加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抢粮斗争，取得大胜，受到上级表扬。

1939年10月，刘峰宜到边联县政府学习。1939年11月，八路军一纵队随营学校在岸堤成立，徐向前兼任校长，朱瑞(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任政委，并把因反扫荡停办的岸堤干校（全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到自己名下。抗大一分校来到山东(在孙祖、张庄一带)后，于1940年3月，又将“随营学校”合并到旗下。

1940年11月，抗大一分校转到侍郎宅时，刘峰宜被选派到校学习。由于她文化基础较好，被编到女生队第二期高层次的一区队，与燕翼堂四小姐之一的刘曾蕴同学。因刘峰宜原有办学经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板有眼，既幽默又出口成章，领会问题特别快，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所以，当政委朱瑞来学校给学生作报告时，女生队一致推选最优秀的刘峰宜代表女生向他献花。

1941年3月，刘峰宜参加了河阳战斗。同年8月，她奉调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教导队工作，随后又进入教导队与115师合并后的卫生学校。同年11月，参加了粉碎日寇五万余人大“扫荡”的战斗。1942年8月，调抗大一大队工作，并参加了甲子山战斗。

1944年5月，刘峰宜调山东军区直属所工作，同年12月，到山东军区特务团工作。1946年，在山东纵队24师工作。1949至1951年，在白求恩医学院学习。1952年，在渤海军区山东门诊部工作。1954年至1966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门诊部任军医、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6年至1984年，在总政治部工作。1984年离休。抗战时发誓：“不到抗日胜利，我决不结婚。”后几经组织动员，才与当时抗大一分校民运工作队队长山西人刘建国结婚。

（参考刘乃印《北庄八楼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