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过贾谊宅鉴赏题及答案贾谊赋作的性质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威的文学史著述均予以明确的界定。骚体作为贾谊赋作的赋体性质，是文学史家公认的判断，也是七十余年来认识贾谊赋作性质的基本文学史评价。刘勰界定贾谊赋的秦杂赋性质，内在理据当即贾谊赋作的四言句式特征和言理特质。以《鵩鸟赋》为例，实际所谓的骚体赋影响，仅在于增益“兮”字，而其创作质素仍属源出秦杂赋的北赋风格。
长沙过贾谊宅鉴赏题及答案?贾谊赋作的性质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威的文学史著述均予以明确的界定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称：“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称：“西汉前期，在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是贾谊”，同样袁行霈主编高教版《中国文学史》亦称《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骚体作为贾谊赋作的赋体性质，是文学史家公认的判断，也是七十余年来认识贾谊赋作性质的基本文学史评价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也讨论了贾谊赋作的性质，《文心雕龙·诠赋》云：“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他认为贾谊赋作源出秦杂赋，与骚体赋并不存在源流关系，迥异于今之文学史评价，该论述在文学史著述里亦“集体失声”这有必要重拾刘勰评价背后的文学内核及学术理路，进而重新观察贾谊赋作的性质，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长沙过贾谊宅鉴赏题及答案?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长沙过贾谊宅鉴赏题及答案
贾谊赋作的性质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威的文学史著述均予以明确的界定。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称：“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称：“西汉前期，在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是贾谊”，同样袁行霈主编高教版《中国文学史》亦称《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骚体作为贾谊赋作的赋体性质，是文学史家公认的判断，也是七十余年来认识贾谊赋作性质的基本文学史评价。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也讨论了贾谊赋作的性质，《文心雕龙·诠赋》云：“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他认为贾谊赋作源出秦杂赋，与骚体赋并不存在源流关系，迥异于今之文学史评价，该论述在文学史著述里亦“集体失声”。这有必要重拾刘勰评价背后的文学内核及学术理路，进而重新观察贾谊赋作的性质。
贾谊赋作存世完整者，仅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两篇，而刘勰能够整体把握贾谊赋作的创作风格，做出符合文学史实际的赋体性质评价，依据的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南朝梁时传本贾谊集四卷。该集应悉数载录《汉志》所著录的贾谊赋作七篇，构成刘勰评价贾谊赋作的文献基础。兹从分析现存两篇赋作入手，尝试理解刘勰“贾谊赋具有秦杂赋性质”的逻辑依据，构建作品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历史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吊屈原赋》存在《史记》与《汉书》两种录本形态，两者差异表现在“兮”字的分句位置有不同。如《汉书》录本该篇前半部分，若不计只起语气舒缓作用的“兮”字，基本为整齐的四言句，《史记》录本则有着楚辞式的长句。再看《鵩鸟赋》，《汉书》录本通篇基本属无“兮”字的四言句，《史记》录本则四言句附加“兮”字特征，连同《吊屈原赋》的楚辞体长句均容易造成属骚体赋的印象。作品文本的不同面貌，或关联文学史评价的定性，研究古代文学宜需留意。《汉书》录本合乎两赋原貌，四言句式与楚辞视域下的骚体赋还是有着明显的创作体式分野。另外，两篇赋作都重在说理，《文心雕龙》评价《吊屈原赋》“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哀弔》），《鵩鸟赋》亦“致辨于情理”（《诠赋》），如袭用或化用道家著述《老子》《庄子》《鹖冠子》里的语句，这就与骚体赋的抒情传统形成作品旨趣的分际。刘勰界定贾谊赋的秦杂赋性质，内在理据当即贾谊赋作的四言句式特征和言理特质。再结合《汉书》贾谊本传，他曾得师事李斯的吴公的提携，也是赋作具有秦文学影响的注脚。
何谓秦杂赋？秦杂赋最早见于《汉志》，“诗赋略”第三类“孙卿赋”十篇之后即著录“秦时杂赋九篇”。秦杂赋的亡佚，给文学史家把握其创作面貌和文学史意义留下缺憾。刘勰的论述，还原出秦杂赋的创作具有四言句式特征，内容则以言理体事为旨归。相隔不同时空的文学，总是因偶然的关联而获得崭新的体认。现存的李斯刻石文辞恰为四言句，形式上继承《诗经》的影响；而书写内容乃铺陈秦始皇的威严和功绩，正如顾炎武所称：“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日知录·秦纪会稽山刻石》）这意味着刻石文辞，实际具有赋体属性。再者李斯著述《苍颉》七章，从现存汉简残文来看似应亦属四言句。另外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北大藏秦简《酒令》都是四言体的创作，特别是《酒令》，由于秦代已不存在宴会赋诗的风尚，表演功能的退化使得文本的赋诵属性凸显，具备赋体性质。此类四言体创作，似可视为广义层面的秦杂赋范畴。甚至类推春秋中晚期创作的《石鼓文》，以四字一句的诗体形式，记载秦国君臣畋猎游乐之事，尽管是诗体，或也可追溯为同属四言体的秦杂赋的源头。再结合《汉志》秦杂赋著录体例，荀子赋作与秦杂赋相并列，不仅印证其赋体性质相同，而且还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而现存的荀子《赋篇》，恰亦与上述秦人作品同属四言句式，提供了观察秦杂赋创作的又一文学标本。《赋篇》与《诗经》四言诗体式一脉相承，称之为古诗亦无不可；但既然以“赋”名之，表明它不再具有音乐功能，而是用于诵读的案头创作。再者，《赋篇》旨趣在于体物寓理，表明它与骚体赋是性质不同的创作。章炳麟曾总结道：“屈原言情，孙卿效物。”（《国故论衡·辨诗》）褚斌杰也认为《赋篇》是继承《诗经》“言志”传统的“托物言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赋篇》的创作旨趣和文本功能，均具有北方文学特质。
《赋篇》何以名“赋”？恐怕在于文学追求层面的铺陈“趣味”的出现，即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对象进行繁复的多面向的书写，孕育出赋与诗各自有别的文体畛域，文本功能随之不同，产生诗赋分途。由此不难理解《汉志》所称的“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及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说法。这就引申出中国赋体文学的再建构，即赋存在北方和南方两条流脉，北方赋导源于古诗，逐渐呈现体物叙事的铺陈化倾向；南方赋则以骚体为代表，形成中国文学中赓续相承的抒情传统。李零即称：“汉赋按地域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南赋，即从楚辞体发展而来的汉赋；一类是北赋，即从《诗经》体和成相体发展而来的赋。”（《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三联书店2011年版）赋予赋体文学史以崭新认知，也诠释出《诠赋》篇的隐藏意蕴。
贾谊赋作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不脱秦杂赋的文学传统，但又融合骚体赋的创作特征，从而建设包容的探索的又具有新声意义的汉赋，此亦即其赋体性质。文学史家更多看到了贾谊受到南赋影响的一面，即依据形式上的“兮”字和部分的楚辞体句式，而将之归入骚体赋的范畴。以《鵩鸟赋》为例，实际所谓的骚体赋影响，仅在于增益“兮”字，而其创作质素仍属源出秦杂赋的北赋风格。由此也应该一并提到孔臧创作的《杨柳赋》《鸮赋》和《蓼虫赋》，此三赋都是主体的四言句式，皆以一物之名作为篇题，又具有一定的说理倾向，与《鵩鸟赋》乃至《赋篇》何其相似，都是继承秦杂赋风格的创作。三赋的句式不具“兮”字，表明未受骚体赋的南赋影响，是比较纯粹的北赋创作。当然《杨柳赋》稍变其体，即在四言句式之外又辅以六言句式，按照徐复观的观点，“以四字一句为基本句型，而加入若干散文因素到里面去”（《中国文学论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吊屈原赋》略显复杂，在于它吸纳了骚体赋的句式，又保留着四言句式的秦杂赋特征，文学史家称：“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修订本）敏锐地指出贾谊赋作有荀子《赋篇》的体制特征，是相当精辟的判断，也是其他各家文学史著述未曾抉发的精义。却又称：“贾谊的赋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这是新赋体的特点，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稍显矛盾，既然承认贾谊赋作继承《赋篇》四言句式，那就意味着它不完全等同于楚辞体，为何又言以楚辞体为基础而向新体赋过渡？再说，所谓“新体赋”乃主要就四言句式而言，实际承自创作在先的秦杂赋及《赋篇》，“新体”又何在呢？何况从枚乘到司马相如，都未继承贾谊四言句式的赋体创作，它们才属于汉代的“新体赋”。这意味着，只有准确理解贾谊的赋作性质，才能比较妥当地界定贾谊在汉赋发展史中的文学地位。
这也提示，《文心雕龙》所做出的有关作家作品的文学评价，宜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细致解读。因为汉魏六朝时期绝大多数的作家作品流传至今者，基本是整体缺失后的残篇零帙，以此局部为依据而欲做出符合实际的文学史判断是不太容易的。有鉴于此，汪春泓提出“文学史当返归刘勰”的见解（载《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值得古代文学史研究者认真地思考。
（作者：刘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