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的是，在河北、河南北部却发现了众多先商遗址。不过，该遗址具有不少东夷文化色彩，专家猜测与后羿代夏、太康失国这段历史有关。以新砦遗址与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的情况看，当时夏商无疑是并列存在的，商族臣服夏朝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中，偃师商城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被视为商汤都城“西亳”，是毫无疑问的商朝遗址。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与商朝存在将近100年的重叠期。
根据史记记载，大禹治水之后，成为华夏联盟盟主，儿子夏启驱逐伯益，建立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商族是夏朝的诸侯国；四百年后，夏桀荒淫无道，商汤替天行道，推翻夏桀政权建立了商朝。
然而，就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而言，夏朝与商朝并非前后相继，而极有可能同时存在，且商朝是虞朝的延续，不信请看下文分析：
商朝起源之谜，如今已被揭开关于商朝起源，一直以来有两个说法，即东夷说与北方说。
东夷说的依据，主要有这么三点：一是《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商契）居商丘”，将商契之都解释为如今的河南商丘；二是商人崇尚玄鸟，属于鸟崇拜范畴，而东夷人也崇鸟，东夷首领少昊是百鸟之王；三是商朝灭亡之后，有史书记载周人将商人封到了老家——宋地，在此建立了宋国，都城在如今的商丘睢阳区。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发起寻找先商的计划，在河南商丘怎么找，都没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先商遗址。与此相反的是，在河北、河南北部却发现了众多先商遗址。
比如，石家庄的平山西门外遗址与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其中学者评价后者遗址时说：“这次先商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也从实物角度印证了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是商祖先的发祥地。”
在河北石家庄与河南濮阳之间，考古发现“漳河型先商文化遗址”，其代表是位于邯郸市的北羊井遗址。在河南濮阳，发现横跨龙山时代、夏商周的高城遗址。在濮阳与郑州之间，考古又发现“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
总之，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人是逐步南下的，步步逼近夏王朝的伊洛这个核心区域。
通过先商遗址考古发现，也可以搞清楚真正的“商丘”在哪。史书记载，商契之都“商丘”，一是在如今的河南商丘，一是在河南北部濮阳，但商族是逐步南下的，到夏朝晚期才扩张到伊洛地区，因此商契之都也就不可能在如今的商丘，只可能在商族南下途中的濮阳。
殷商始祖：帝舜，还是帝喾？根据史记记载，商周始祖都是帝喾，商契与周后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先秦文献却有不同的记载，《国语》说“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后来的《礼记》中说“殷人帝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可见，商朝始祖也可能是帝舜，或者说帝舜与帝喾是同一人。
《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二十九年，帝命子义均封于商，是谓商均。”包括史记在内的其他史料中，都清楚地记载帝舜之子商均被封在商地，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逻辑问题。
如果帝喾与帝舜不是同一个人，那么帝喾封商契于商地在前，帝舜封义均于商地在后，说明商契已经被灭国，于是帝舜才能封义均于商。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种文献，都清楚地记载了商契是商人祖先，后人还建立了商朝，说明商契没有亡国，如此帝舜如何封义均于商？
甲骨文中有“高祖夒”、“高祖夋（“夋”通“俊”）”的记载，因此“高祖夋”就是帝俊，就是商人始祖。东晋郭璞注解帝俊时说“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因此帝俊其实也是帝舜。
因此，帝舜、帝喾、帝俊是同一人，是商人的始祖，而帝舜是虞朝的统治者，商族自然就是虞朝的继承者了。如今，古今史料将帝舜的都城，一般都锁定在河南濮阳，所以如今濮阳又被称为“帝舜故里”。前些年，濮阳高城遗址的出土，似乎给这种说法增添了一些考古证据。
也就是说，夏朝出现之前，具有更强实力的帝舜，其实是商族始祖，都城可能位于濮阳。在帝舜去世之后，如此强大的商族，会臣服于夏族吗？考古发现可能性还真不大。
考古表明：夏商应该同时存在上世纪50年代，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以来，经过70余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非常别扭的地方：二里头遗址处于尧舜与商代之间，属于史书中的夏朝时期，但二里头早中期没有“广域王国”的气象，反而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权，直到大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时，二里头遗址才表现出“广域王国的王朝气象”。那么，前中期的夏朝在哪？
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参考时代为公元前2050~前1750年，该遗址拥有城墙、壕沟、精美玉器与铜器等，说明该遗址的“都城”性质。不过，该遗址具有不少东夷文化色彩，专家猜测与后羿代夏、太康失国这段历史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新砦类遗存”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北不过黄河，南不过河南禹州，说明还是一个地方性政权，而不是广域王国。
从考古上说，在夏朝中期之前，夏朝极有可能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中期之后才一度真正的强大，建立了“广域王国”。
辉卫型先商文化，如今已经发现20余座遗址，大致分布在西抵太行山、东至河南安阳滑县、北至淇河、南至黄河，包括沁水下游、卫水上游一带。
其中，鹤壁刘庄先商遗址中，发现336座墓葬，出土过代表权力的精美石钺、石棺、鼎、盆等500余件；辉县孟庄先商遗址中，除了出土相应的礼器、日常器物之外，考古还发现防备森严的城防体系，城墙、护城河等一应俱全，可以说此时商族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对应的年代，大致是商族第七任首领王亥时代，大约公元前1874年－约前1775年，这时大致还处于夏朝新砦遗址时。以新砦遗址与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的情况看，当时夏商无疑是并列存在的，商族臣服夏朝的可能性并不大。
甲骨文中，最早称王的是王亥，之后是王恒，其中的“王”不是姓氏，而代表商族首领“亥”称王。王亥是商汤的六世祖，与夏后泄同时，可见当时商族已是独霸一方的大势力，至少此时已与夏朝分庭抗礼。这一点，正好能与辉卫文化遗址互相印证。
更为重要的是，二里头遗址的下限是公元前1530年，相距不远的偃师商城始于公元前1600年。其中，偃师商城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被视为商汤都城“西亳”，是毫无疑问的商朝遗址。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与商朝存在将近100年的重叠期。
那么，公元前1600年后的二里头遗址，是商汤灭夏之后的夏族居住地，还是夏朝与商朝同时存在，且在此对峙？
笔者认为，在天命、法统观下形成的“朝代”概念，在夏商时代应该还没有产生，甲骨文中商朝为“大邑商”或“商”，夏朝时可能更为简单，就是以城邦为核心的联合体，分分合合、起起落落，没有“上国”或“天下共主”的概念。
周代文人会以当时的眼光看待夏朝时期，这就是“一切历史都的当代史”的原因，且周人自称周族是夏族盟友，或多或少偏向于夏族，于是将夏朝视为正统，视为商朝之前的王朝。如果一定要作比喻的话，大概相当于历史上的宋辽夏或宋金夏，后人以宋朝命名这段时期，但实际上是几个政权并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