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翻译学”又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而“翻译批评”“翻译史”等则是一个个的“研究方向”。有的研究者在“研究方向”后堆砌的是数个独立而宽泛的研究领域之名，这是研究方向不够鲜明的表现。学术界在提到西方同行的成果时，会习惯地以其所在的学校、城市甚至国家为名，冠以学派之称。形成这些学派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地理区域聚集着一大批研究方向切近、研究问题相通的学者。
在我国，期刊刊登论文时都要求作者在“作者简介”中写上研究方向。至于研究方向怎样写，不管对于作者还是对于期刊，似乎显得无足轻重。情况真是这样吗？
原文 ：《研究方向无足轻重吗》
作者 |扬州大学教授 周领顺 吉林大学讲师 王峰
图片 |网络
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的关系
研究方向显示的是最能表现研究者研究特色的具体领域。至于该有多么具体，就要看怎么表达才最能表现研究者的研究特色了。并且，研究方向是动态的。因此，相对于“研究领域”而言，“研究方向”更加具体，也更能表现个人的研究特色。
形象地说，如果“研究领域”是一个大蛋糕，那么“研究方向”就是这个大蛋糕中被切割出来的、有特色的一个小块。
先以翻译研究领域为例。在翻译学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时，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写成“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居多。而当翻译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时，就有研究者把研究方向写成“翻译学”或“翻译研究”。但随着翻译学学科的细密化，如果继续这样标注，就显得大而泛，表现不出个人研究的特色。此时，“翻译学”又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而“翻译批评”“翻译史”等则是一个个的“研究方向”。如今，“翻译批评”又细化出了“译者行为批评”，“翻译史”更可以具体化为“佛经翻译史”“科技翻译史”“翻译教育史”等。
再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为例。如果把“研究方向”写成“美国文学”就难以体现研究特色，或许写成“海明威研究”，甚至更加具体的“海明威‘冰山’风格研究”等，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向”。
国外一些期刊让作者详细介绍的是个人的“研究领域”（Fields），和我们的期刊“研究方向”陈述的方式虽然比较一致，却不该相同，毕竟我们表述为“研究方向”，就应该按照真正的方向去表述。有的研究者在“研究方向”后堆砌的是数个独立而宽泛的研究领域之名，这是研究方向不够鲜明的表现。
研究方向与学派发展的关系
作者甚至期刊当有了“方向”意识之时，才真正有了特色意识和创新意识。而当一个“方向”真正成“气候”之时，一个学派就可能诞生了，这是“方向”意识产生的“学派”结果。
学术界在提到西方同行的成果时，会习惯地以其所在的学校、城市甚至国家为名，冠以学派之称。比如文学有“耶鲁学派”等，语言学有“悉尼学派”等，翻译学有“德国学派”等。
形成这些学派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地理区域聚集着一大批研究方向切近、研究问题相通的学者。尽管他们在内部可能存在一些观点分歧或术语差异，但在学术界已经形成了旗帜鲜明的特色，不管是在学派内部还是在学派外部，都能够“立名”。
“中国学派”不是宏大的概念，而是一个以研究方向为共核的渐进过程：可以是“视角”（Perspective），也可以是“理论”（Theory），最后形成的才是“学派”（School）。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近代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带领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田汝康等，建立社会科学工作站，调查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再加上之前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兴建“乡农学校”、改造乡土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此形成了一个在国际上别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学派”。
梁漱溟与勉仁文学院教师留影于重庆北碚北温泉（1948年）
按照王绍光的观点，“中国学派”的含义可以分为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看法”；第二个层面是“中国人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第三个层面是“中国人开始形成系统的独特看法”；第四个层面是“中国人形成了成系统的、独特的、统一的看法”；第五个层面是“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同时又被别人承认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者要进入国际学术研究前沿，进而在某些领域引导国际学术的发展走向，就必须怀抱强烈的学派意识。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在于，中国人思考中国问题、分析世界大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简单地被他者塑造而失却自己的主体性，不能陷入“跟着说”的迷局而失却了表达自我、提出新见的意识和能力。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是与其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并取得自律性步调相一致的。
研究方向与期刊发展的关系
成熟的学术期刊都有其独到的学术品味和稳定的办刊宗旨。
一方面，期刊的办刊宗旨能够吸引学科领域的学者，形成作者群，反映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水平；另一方面，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也能帮助期刊修订和建立品牌栏目，甚至催生新的刊物，对于青年学者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
以翻译研究为例，国际翻译研究旗舰期刊Target最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Gideon Toury教授和鲁汶大学José Lambert教授共同创建的，他们有共同的研究方向，即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他们一边著书立说，一边培养博士生，壮大研究队伍，最终发展建立了描写译学理论。这期间，Target与描写译学理论共同成长，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翻译学期刊的独特学术面貌，并促成了翻译研究界流行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等新的理论动态。时下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翻译研究界又呈现出“认知转向”，于是2018年，本杰明出版社又推出了Translation, Cognition & Behavior这一期刊来顺应这一研究趋势。因此，“学科转向”并不一定是学科本身发生了突变，否定了既往的研究成果和思路，而是衍生出新的研究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可能越来越细化，研究分工越来越明晰，这是一个学科发展与成熟的体现。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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