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上对于陈云提出的观点，各代表都表示非常赞同。唯有对陈云提出将征收、征购写入一五计划编制中，主席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国家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会给农村地区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诚然，经济损失是必然发生的情况。与此同时，我国提出计划要求“增进人口，节约粮食”，非农粮食销量减少25.28亿公斤。尽可能减轻农业负担，将粮食口粮配给送往更有需要的地区和产业。

计划经济，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词语。但新中国建设的初期阶段，曾经对计划经济体制非常依赖。如若没有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初期难以快速进入工业化阶段。

回顾历史，一五计划的实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让中国至此开始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并且也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票券购买时代。

粮票的出现，源自于当时国家建设重心放在工业化上、经济恢复上。需要牺牲农业，帮助我国能够在五年的时间当中，顺利完成这些指定任务。

一五计划期间，作为统管国家经济建设的陈云、周总理，正面临着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此前国民党军在大陆肆意掠夺财富，导致我国经济结构遭受重大打击，各地经济建设都陷入停滞。并且国际形式上，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国对我国采取敌对措施，粮食等物资难以从海外进口。我国自身农业产能不足，工业建设仍需大量资金，“缩衣少食”卯足劲做一件事非常重要。

建国初期陈云

在此背景下，1953年，陈云大胆提出计划，表示将引导社会使用票券购物，计划经济时代就此到来。

农业部的瓶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工业由于不再受战争的影响情况大大好转。但对比其他国家，中国仍旧属于原地踏步阶段。

195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3100亿斤，中央政府收购粮食约620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19%。

由于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开展工业化，对于粮食供应需求量极大。但国家征收粮食产量，尚无法满足城市正常需要。1952年至1953年夏季，我国粮食收支赤字超过40亿斤。要想赶上他国工业化速度，我国必须开始着手编制更为专业的计划。

章乃器在1952年人大会议上提出，当下中国应当着手强化粮食收购任务，解决粮食供应形势严峻的问题。同年我国正式成立粮食部，要求按照财政部的标准保证粮食收支平衡。

但初期粮食部工作的时候，处处都面临着不小的阻力。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私商，他们采取恶意抬价、降价的方式，对我国粮食部收购粮食造成阻力。国家需要同私商竞争价格，财政浪费的现象颇为严重。

由于私商随意抬价、降价，使得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物价时高时低，城市居民生活极为艰苦、农村地区百姓收入非常不稳定。

建国初期的粮店

我国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对市场进行调控，通过调运国库粮食的形式，来减轻私商对市场的影响。短期内，由于我国的市场干预力强，使得市场还能够保持一定的平衡。但粮食部的粮食收支平衡工作，相对来说做得不算太好。

两个炸药包

为求改变情况，1953年我国在北京召开全国粮食大会，中央各项事务负责人悉数到场，各地区农业负责人按照要求全部就列。

大会进行过程中，我国媒体报道的时候为照顾各地百姓情绪，在文章中刻意避开使用“紧急”二字。但实际形式非常微妙，用陈云的话来说便是：

“农业规划问题现在有两个‘炸药包’，如果无法稳定粮食和工业化进程的平衡，市场就会出现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很有可能站出来反对。两害取其中，唯有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送的办法，危险性可能小一点。”

大会上对于陈云提出的观点，各代表都表示非常赞同。但如何开展工作，陈云便有些犯难。农村老百姓刚刚翻身做主人，市场上尚存有大量的私商，征购粮食如若工作不到位很有可能催生波动事件。

就在此时，毛主席站出来给到陈云一点自己的建议。他向陈云表示：

“征收配售这样的用词要不得，日本人用过这样的词语，听上去老百姓会觉得蛮吓人！”

毛主席心细，对于各项事务的研究和筹备，更讲究精细化的方式。作为新中国的执牛耳者，对百姓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

对于国家采取粮食征收、征购的模式，主席并无太多异议。唯有对陈云提出将征收、征购写入一五计划编制中，主席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他告诫陈云，给百姓讲述的政策，一定要注意措辞。

陈云、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

按照毛主席的建议，陈云决定效仿章乃器提出的配售改为计划供应，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合并称为“统购统销”。至此统购统销的时代正式到来，我国由此进入计划经济建设时期。

10月中共中央局集中讨论关于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问题，以政务院发布强制命令和实施办法，确立我国的收购量和供应量等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

初见成效

放在现当代来看，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何国家实行如此极端的政策。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国家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会给农村地区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诚然，经济损失是必然发生的情况。但如若国内无人做出牺牲，国家的政策将会难以实行。

一五计划期间，农村地区统购粮食要供给非常多的对象，从城镇人口使用粮、工业单位用粮、外汇兑换、到贫困地区食用粮。全部由农村地区进行统购，然后转到这些地区进行销售。这个过程当中，农村合作社的作用非常之大。粮食部无法做到挨家挨户统购粮食，组建农村合作社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截止到1955年上半年，统购统销取得较好的成就。农村地区的牺牲，正是我国能够顺利完成一五计划的基础。当然在城市地区，我国虽说采取统销定量的形式，但是也提出要求加强“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宣传教育，进一步强化各地方老百姓的思想教育工作。

粮食节约运动的盛行，得以缩减粮食产量需求，将我国的粮食产能和需求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我国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一方面严格要求各地进行反浪费、节约用粮的思想教育工作。除去精神教育之外，粮票的出现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进入1955年，随着城市建设初步取得成效，我国城镇人口数量激增36万人。与此同时，我国提出计划要求“增进人口，节约粮食”，非农粮食销量减少25.28亿公斤。尽可能减轻农业负担，将粮食口粮配给送往更有需要的地区和产业。

困难到来

进入1955年下半年，此时国内对于统购统销报以乐观态度，认为按照如此进程能够进一步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开始逐步提出冒进政策，加速农业合作化运动、公私合营的进度。

不过这一阶段我国由于天气原因，粮食产量开始逐步减少，统购统销政策再次陷入瓶颈。陈云和周总理经过商议决定，认为应当抑制过快的统购统销进程，减缓社会主义化进展。

在1955年至1957年期间，我国对粮食销售进一步进行整顿和压缩。在相对较为平和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我国取得的成就节节攀升。不过实质上来看，一五计划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上，仍旧存在一定的错误：

为求保证粮食结构的平衡，不断降低人民生活口粮，对于百姓的长期生活并无太大作用。

以上海为例，在这一阶段之中，粮票在面值上开始逐步减少配给面额。“两钱半”面值的粮票变得非常普遍。

袁恩昭回忆道，

全国均采用当月粮食当月配送的政策。老百姓既不能囤积粮票，也无法保证每月粮食稳定。由于配给额度相对较少，很多人每到月末便只能吃杂粮度日。

上海出现如此情况，实际上也反映出当时我国相对较为困难的局面。

由于无法保证人民正常生活，各地具体实施粮食配给制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粮票配给政策。逐步改革效果显著，先后推出“满天飞”、储存粮票相对较为宽松的政策。

“满天飞”是人民对于通用粮票的戏称，因为该粮票可以到全国各地使用，并且没有使用年限限制所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储存粮票的现象，则是老百姓和粮食部沟通协商的结果。中国历来有过好年的习惯，很多老百姓不希望每年春节仍需减衣缩食，提出建议希望粮站能够代为保管粮票。这样的政策一经推出，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虽说我国这一阶段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政策也是跟着人民的呼声，在保证大框架稳定的前提下做出修改。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粮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都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它不仅保证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平衡，也让中国得以在建设初期较为困难的阶段能够渡过难关。

一五计划过后，中国经济得以初步恢复。原有工业企业和苏联援助单位，得以顺利开工建设。虽说整体发展仍旧缓慢，但对于作为农业国的中国而言，已经是不俗的成就。

无奈之举

粮票供给严格遵照数据规划粮食配给，尽可能减少市场对于粮食市场有过高的需求。

在上海粮食局工作42年之久的袁恩昭回忆道：

“那个年代没有票，一个人将会寸步难行。”

他曾经对他人谈到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上海新上任的副市长来到粮食局协商，希望能够多分配一些粳米带回家中。粮食局却表示，配给本身规划有限，无法多分出一粒米给副市长。

在当年那个产能较为落后、经济总体情况不明朗的年代。粮票这种定点定量供应的模式，保证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虽说大部分人吃不饱，但是也保证不会被饿死。

事实上为求粮票政策得以保证长期平衡，包括上海在内多个地区，都是采取当年粮食囤积、当年售卖陈粮的做法。每年的新米都要储存起来，三年之后才会陆续开始放上市场供应。

这样的做法，也是因为在统购统销政策当中，我国仍然保持粮食账面上的收支平衡。但具体来看粮食库存数据，便会发现仍旧存在不小的问题。

1957年7月16日，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便指出问题。当下受天灾影响，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若无四川紧急调入50多亿斤粮食，国库粮食库存将会见底。

为求增强粮食部应对灾年的能力，我国提出：

“尽量多收粮食、多收库存。”

在该建议之下，我国得以保证粮食储存量即便是最困难阶段，也依旧能够控制在100亿以内。

粮食库存增收政策，原本的意图是提高我国应变能力。但储备粮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地区的经济难以发展。当时因为国家经济较为困难，在经济发展的路线上较为保守，各地都出现人民消费积极性较低、农民生产产量较低的问题。

新时代的到来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粮食统销统购政策就此结束。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旧采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模式，粮票销售模式仍旧存在。

这一阶段继续实施粮票政策，功能和作用同建国初期不同。建国初期讲究牺牲农村建设城市，而改革开放时期继续实施粮票政策，是国家为了能够给予农民更多的财政补贴。

陈云在1981年曾经提出观点，

市场经济体制推行并无大错，但一定要将经济发展放在计划指导之中进行（鸟笼经济）。

这种观点被中共中央纳为经济建设的备选建议，在早期作为一种过渡政策来实施。而粮票政策，便是这一过渡时期政策的具体产物。

国家不断平衡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粮食差价，主张在粮食收购的时候要求一定要高于市场价。在各地具体销售粮食的时候，保证粮食价格控制在市场价内。配合包产到户的政策，农村老百姓的生产热情得以进一步提高。

国家在改革开放早期，通过财政补贴手段，为农村老百姓尽可能多地实现脱贫致富起到积极作用。而随着粮食产能不断提高，我国农业发展转向为大农场时代、多样化经济作物种植，实际上这一阶段粮票的使用范围已经大大减少。我国陆续开放粮食市场，转由市场稳定控制粮价。

粮价放开后，老百姓的选择变得更多。从八十年代开始，粮票开始有了全新的作用。从前的粮票仅能够兑换对等的粮食。但八十年代，国家放宽粮食管控政策，老百姓可以用粮票当做“货币”使用。粮票不仅能够换购服饰，而且还能够买到一些价值不菲的工艺制品。进入八十年代末期，粮票换物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从前需要到指定粮站购买粮食，如今只要带上足额钞票可以随意在各地购买粮食、物资。九十年代，粮票在陪伴中国老百姓四十年之久后，终于走到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

1993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代表委员们在就餐的

人们用粮票购买其他东西

过程中，无需向饭堂缴纳“满天飞”粮票。在公开政治会议上不使用粮票就餐，让众人意识到新时代即将到来。同年五月北京市政府首先宣布取消粮票，开始实施购销同价政策。

北京释放出积极讯号，各地视情况推进粮票取消工作。截止到1995年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粮票和减衣缩食的过去彻底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