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项重大投资来自化学公司巴斯夫，超过17亿欧元在中国南方建设一体化基地。同时，他认为，外企只有在产品质量、价格、交货速度三者中至少占据一项优势，才能赢得市场。他表示，中国是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市场，因此将生产在内的全部产业链转移至中国，是外企的“最优解”。目前，他所在的企业95%的组件已经在中国采购，并在北京的工厂内组装。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高莘 陈子帅】“马来西亚劳动力成本比上海低10%—20%，越南劳动力成本基本是上海的一半。今年，总部已经开始在马来西亚寻找新机会，并一度让意大利工厂消化中国订单，但是最后都敌不过上海的诱惑。”凯伏特（上海）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船舶与港口事业部大中华区总经理、运营总监宁书川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并在瑞典上市的公司，主要为大型船舶靠岸提供岸电系统。商务部9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27.4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6.4%，折合美元1384.1亿美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0.2%。在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不降反升，其中原因除体现中国市场持续的吸引力外，也透露出外商在中国投资产生新变化、进入新阶段。
高技术投资成为增长点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从外商投资的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8.7%，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33.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43.1%，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3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蓝庆新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效应不断显现，外资主要集中于服务业、高新技术制造业，外资结构呈现不断优化之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热点领域，外资投入比重不断攀升。
据德国《商报》报道，上半年德国在中国市场投资数额最大的一笔是宝马集团在第一季度完成的以36亿欧元收购股权，控股华晨宝马。另一项重大投资来自化学公司巴斯夫，超过17亿欧元在中国南方建设一体化基地。
英国豪迈集团是一家旗下拥有近50家子公司的集团公司，其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亚太区董事长兼总裁王春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市场是他们的投资重点，他们还在持续引入旗下子公司进入中国销售、生产和运营，“例如，我们专注于商业雷达解决方案的公司已经进入中国，可应用在多个领域；今年我们还将自动灭火系统的子公司引入中国，加大生产、开展研发”。他透露，在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引导下，他们将在城市化、环保和先进技术方向加大对华投资。一位工程机械领域的德国企业高管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越高端的产业，中国越具有竞争力与优势。”同时，他认为，外企只有在产品质量、价格、交货速度三者中至少占据一项优势，才能赢得市场。
那么外资中小企业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国际商务谈判专家、香港大学客席导师李雪松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外资中小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程度还要看其属于哪类型企业，若是较孤立、技术门槛不高的企业，这两年市场竞争的冲击力较大。但是那些在不同行业中是‘隐形冠军’，能够嵌入到生态链中的企业，在中国仍能有良好发展。”
外商战略着眼“风险最低化”
中国欧盟商会提供的一份《2022年欧洲企业在华商业信息调查》（以下简称《商业信息调查》）报告中显示，虽然欧洲企业与中国脱钩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但是为了保证全球竞争力，更多企业选择发展中国业务，以将当前和未来地缘政治冲击的风险降至最低。
上述工程机械领域的德国企业高管认为，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是导致外企将生产端从国外转移至中国的长期影响因素，“如今，外企全球化策略已经从‘成本最优化’转变为‘风险最低化’”。他表示，中国是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市场，因此将生产在内的全部产业链转移至中国，是外企的“最优解”。目前，他所在的企业95%的组件已经在中国采购，并在北京的工厂内组装。蓝庆新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我国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逐渐成为跨国企业投资的“避风港”和增长极，制度创新红利不断显现。
外商与中国共同探索发展新问题
《商业信息调查》显示，对大型跨国公司来说，中国是开展研发业务的温床，4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研发环境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科技变革的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带来新的问题探索。根据《商业信息调查》，75%的受访者正在实现IT和数据存储基础设施的本地化。一家日本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政府事务部负责人表示，公司在很多技术领域都有技术积累，但是也确实期待像“数据安全”这种领域的法律细则能尽快出台与明确。同时，他们也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入口参与到智慧交通的建设上，并利用自身在电池领域的技术储备参与到电网的建设中。
《环球时报》记者在对多家外企的采访中发现，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律法规的合规性是外企重视的两个方面。此外，李雪松还称，外企投资没有以前那么激进了，同时在投资谈判中会将更多阶段性、对策性条款加入其中，以面对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