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皇族刘寄被封康王于胶东国，国都即墨，传八代；其子刘建封皋虞侯，传六代。可以说，即墨五大家族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在国计民生或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弘治五年乡试中举，年仅16岁，明嘉靖二年中进士，后来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据清同治《即墨县志》记载，明清两朝，即墨五大家族共考中进士35人。而让他人生轨迹发生骤变的，则是慈禧太后发动的“辛酉政变”。
青岛日报2020年5月30日5版
碧海潮生是故乡--青岛100个故事连环话
第二部分 文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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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历史上不乏名门望族，“周黄蓝杨郭”妇孺皆知、传之久远——
“五大家族”：或学识扬名宇内，或官职显名于世
位于即墨区东关街上的即墨古城，如今凭借古色古香的造型，成为不少游客的休闲目的地。而即墨古城的一大特色，就是伫立于古城内外共19座牌坊，父子御史坊、湖广总督坊、总督三边坊……每座牌坊背后，都“藏”着一段关于即墨望族的“风云往事”。
即墨古城乡贤祠里供奉的先贤画像。
即墨历史上从不乏名门望族。远在西汉，王吉家族兴起于即墨皋虞，东汉王吉家族后人迁居琅琊，在临沂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名门望族——琅琊王氏。西汉皇族刘寄被封康王于胶东国，国都即墨，传八代；其子刘建封皋虞侯，传六代。明清期间，即墨“周黄蓝杨郭”五大家族兴起，他们或以学识扬名宇内，或以官职显名于世，每个家族都留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那么，即墨五大家族缘何而来？即墨区委党史研究中心周长凤介绍，这还要从清末《即墨县乡土志》的编修说起。清代末年，列强入侵，朝廷腐朽，国人积贫积弱，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推动朝廷维新图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维新官员张百熙任学部尚书，奏请天下郡县纂修乡土志，“用备小学课本”，其宗旨为“务使人人由爱乡以知爱国”。
受命编修《即墨县乡土志》的即墨知县陈毓崧，聘请即墨乡贤周铭旗、黄象辕、杨孝辕等组成编修班子，由时退养在家的周铭旗任总纂。众人经过紧锣密鼓的编写，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志书完稿，为手抄本。《即墨县乡土志》按《乡土志例目》编纂统一规定的 15 门类，设历史、人类、户口、大姓氏等。其中“大姓氏”篇，对即墨名门望族周、黄、蓝、杨、郭、江六大姓氏原籍及迁徙来墨之时间做了专门记述。
原文大意是，墨邑无大姓。皋虞王氏为琅琊王氏所从出，自抚平侯王崇之后早经移徙他乡。明代以来，群以周、黄、蓝、杨四姓相推；清代郭氏崛起，至今诗礼世家；其他如江氏，阅今几代，家族传世可考，也是著名大姓。不过后来，也许是便于民间口口相传的缘故，后人均称“周黄蓝杨郭”而没有了江姓，加之作为官书和乡土教材浅显易懂便于诵读，“周黄蓝杨郭”这一说法也就妇孺皆知、传之久远了。
可以说，即墨五大家族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在国计民生或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家族中那些优秀的代表人物，也成为一笔宝贵财富，滋养了他们各自家族的根脉。
周家代表人物周如砥，明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在任20年，官至国子监祭酒，成为明朝最高学府掌门人，赠礼部右侍郎，以文章名天下。
黄家代表人物黄嘉善，官至兵部尚书，明万历五年中进士，历任叶县知县、大同知府、宁夏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等职，后累升至兵部尚书。
蓝家代表人物蓝田，官至监察御史。弘治五年乡试中举，年仅16岁，明嘉靖二年中进士，后来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蓝田的父亲蓝章，是蓝氏家族第一个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也是蓝氏家族仕宦成就最卓著的一个，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由于父子二人都在陕西执政，当地人赞曰:“一按一抚,一子一父,虏不犯边,民得安堵”。
杨家代表人物杨良臣，明弘治十二年考中戊午科举人。初授山西太平县令，后调任山西泽州黎城县令，后因平复叛乱有功，提升为太原府通判。
郭家的代表人物郭琇，十七补秀才，三十二成举人，三十三中进士，初任江南吴江知县，后为江南道监察御史，最后官至清湖广总督从一品大员，成为康熙王朝著名的“骨鲠大臣”。
据清同治《即墨县志》记载，明清两朝，即墨五大家族共考中进士 35人。除进士之外，周、黄、蓝、杨、郭各大姓氏家族人才辈出，所中举人、贡士、武举等有数百人之多，秀才更是不计其数。
五大望族的著述、诗文繁多。其中《北泉集》《华野疏稿》等 5 部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或存目。此外，他们重视教育，创办了华阳书院、东厓书院、崂山上书院、下书院、上庄书院等，家族人才辈出。
（ 杨琪琪）
21 他是胶州三里河村人，清“扬州八怪”之一——
高凤翰：“左笔巨擘”寄兴深远
高凤翰（1683—1749），青岛胶州三里河村人，清“扬州八怪”之一。又名翰，字西园，号南村，又号南阜、云阜，晚因病风痹，用左手作书画，又号尚左生。精书画，亦工诗，尤嗜砚，藏砚千，皆自为铭词手镌之。著有《砚史》《南阜集》。
“高西园，胶州人，初号南村，此幅是其少作，后病废用左手，书画益奇。人但羡其末年老笔，不知规矩准绳，自然秀异绝俗于少时已压倒一切矣。西园为晚峰先生画，余不及见晚峰，而西园见之。后人不见西园，予得友之。由此而上推，何古人之不可见。由此下推，何后人之不可传，即一画有千秋遐想焉。”这是“板桥郑燮”在高凤翰《寒林鸦阵图》画轴绫边上的一则题跋，从中可看出郑板桥对高凤翰的推崇和激赏。
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寒林鸦阵图》。
现藏青岛博物馆的这幅《寒林鸦阵图》（纵62.5cm，横35cm，纸本）在高凤翰传世作品中有标志意义：其一，该画作于清雍正六年（1728），高凤翰46岁，正是他人生和艺术的盛年，无论是生活状况、艺术把握和精神境界都是“南村居士”的“鼎盛”时节。之前一年，他被胶州知州推荐应“贤良方正科”，这一年赴京应试，考列一等，被雍正皇帝接见于圆明园。对于乡野文人来说，这无疑是跳过了龙门。之后一年，他便离开胶州开始了“县丞小吏”沉浮江南，最终漂泊江湖的生活，这是后话。“鼎盛”时期的“寒林鸦阵”与“丁巳残人”后左手画的“寒木鸦阵”在意境和情趣上迥然不同。其二，高凤翰的诗、书、画、印独树一帜，他的诗与画相映成趣，寄兴深远。在“扬州八怪”中，并非江南人的高凤翰之所以能列名“扬州八怪”，是因他47岁后宦游南方尤其是病废右手后主要在扬州卖画售字为生，直到乾隆六年（1741）才返回故乡。其三，对于“扬州八怪”这一群体来说，追求性灵自由和不落俗套是他们的共性，常常以鸦阵为创作主题的高凤翰在这幅寻常“田园凤光”的描绘上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而年轻他十岁的郑板桥的题跋不仅仅表达了同时代这群“离经叛道”文人对高凤翰的欣赏，也反映了郑板桥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态度。
胶州高凤翰故居内“西亭”，晚年他多在此会友、创作。
高凤翰晚年回故乡后的生活贫病交加，他死后墓碑为郑板桥所书：“高南阜先生之墓”。
（薛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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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胶州起步，经过科举，一路成为咸丰帝的老师和辅政大臣——
匡源：宦海书院“两浮沉”
匡源活了66岁，前46年，他从胶州开始，经过科举，一路宦海浮沉，成为咸丰帝的老师和辅政大臣；后20年，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在济南泺源书院做山长，以育人遣余生。而让他人生轨迹发生骤变的，则是慈禧太后发动的“辛酉政变”。
胶州大沽河博物馆内的匡源塑像。
1861年农历七月十七清晨，咸丰皇帝在走完了31年的短暂生命后，于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驾崩。他将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扔给了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这是他的“独苗”，由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所生。
寻常人家，儿子尚且是父亲的牵挂，何况帝王将相，因事关江山继承，所以，即使是到了命不保夕，即将“西去”的境地，咸丰皇帝仍在16日“回光返照”时，心心念着如何为他的儿子“垫石铺路”。这日，在烟波致爽殿寝宫，他召见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并下谕有三：其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其二，著派上述八位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其三，赐给慈安、慈禧两枚印章，所有旨意，必须盖上这两枚印章，才可以生效。
这是咸丰帝的托孤之举，自此也可看出，匡源是咸丰帝龙榻之旁的近臣，已经入大清朝的中央权力中心，但岂不知此时的他，已经在宦海浮沉了20年。
匡源，嘉庆二十年(1815年)生于胶州郭家庄，自幼聪慧好学，13岁即中秀才。道光十九年(1839年)，24岁的匡源赴济南府参加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进京参加恩科会试，考中了进士。25岁的他在同榜进士中最为年轻，颇受朝廷重视，当年即被选入翰林院。从此，年轻有为的胶州进士匡源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1848年2月，道光帝派翰林院编修匡源为皇子奕公式讲经。匡源深知此任重大，不敢懈怠，全身心投入，以报效皇帝的信任。不幸的是，第二年，匡源母、父二老相继逝世，他只好丁忧故里。道光皇帝辞世后，那位曾听受匡源讲经的皇太子奕公式登基，即位后，他没有忘了曾经的这位老师，并下诏丁忧期满的匡源入宫，先后让他出任兵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并任军机大臣，赐紫禁城骑马。短短几年，匡源由皇子师连升数级，进入中央权力中心，并在1861年成为咸丰帝的“托孤之臣”。
然而，世事变数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公式，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扳倒了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史称“辛酉政变”。在咸丰任命的八位辅政大臣中，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被判斩立决。其余五人，景寿因是额驸（咸丰的姐夫），被革职但保留公爵；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均革职，尚属从宽处理。自此，27岁的慈禧太后开始“垂帘听政”！
革职之后的匡源，开启了人生的另一种选择。这时，他的一位门生帮了他，这就是当时的山东巡抚闫敬铭，他冒险聘任“失意之人”匡源为泺源书院山长。
泺源书院是一座什么学校？杜甫有诗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这是比喻济南文风兴盛、弦歌不断，此诗句被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书写，镌刻于大明湖历下亭。泺源书院的前身是明代的白雪书院，到清雍正十一年（1733）改为省会书院，更名为“泺源书院”，后经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各朝多次重修扩建，逐渐发展成为山东最大的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将泺源书院改为官立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因此，泺源书院与山东大学的关系，相当于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关系。
匡源在济南，除了担任泺源书院的山长，还兼主持尚志书院。到1881年病逝时，曾任帝师、担任山长17年的匡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志，从学弟子达到3000人，并培养出了状元曹鸿勋、甲骨文发现和收藏第一人王懿荣、历史学家柯劭忞等一批得意门生，门下弟子中举及举荐进入太学读书者更是多达400余人，成果之盛在清朝历史上少有。
“春江浩波涛，烟树日欲眠。霏雨江上来，萧萧不堪听。踈声入幽梦，凉意惬清泳。何处俟归人，猿啼隔西岭。”如今，匡源亲自书写的这首诗，被镌刻在他少时胶州的老家郭家庄社区。我们可以想见，这或许是匡源少小离家、老大不能回的“思乡曲”，抑或是宦海苍苍、人生浮沉的“沉思录”。
（胡相洋 本版摄影 王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