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内，刚刚醒来的杜富国双手已截肢、双眼被摘除，却仍惦记战友的安危。在四号洞雷场，战士唐世杰探到10多枚引信朝下、高度危险的火箭弹。入伍8年，杜富国被5个单位争先选调，先后从事4个专业，多次获嘉奖，曾被表彰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15年6月，杜富国当兵第五年。当统帅签发的云南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下达，他立即报名参加扫雷。
这是一双勇敢的手。
6个多月前的10月11日，他奋战在生死雷场，将埋藏土地30多年的地雷一颗颗取出。一声巨响，他付出双手双眼，排除了3年来自己排除的2400多枚爆炸物的最后一枚。
他叫杜富国，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一名来自红色遵义的90后士兵。6个多月来，他排雷负伤前对战友艾岩说的那句“你退后，让我来”，和他的名字一道，印在了危险丛生的扫雷战场，印在了猎猎飘扬的八一军旗，印在了“感动中国”的丰碑，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让我来”，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艾岩怎么样……伤得重吗？”重症监护室内，刚刚醒来的杜富国双手已截肢、双眼被摘除，却仍惦记战友的安危。
杜富国和艾岩是同年兵，也是雷场上的生死搭档。艾岩来到扫雷队后，一直是杜富国手把手地教他排雷。每次有险情，杜富国都让他退到安全地域，自己独自上前处置。“如果不是富国主动上前排雷，如果不是他下意识一挡，致残或丢掉性命的就是我。”回忆那天的爆炸，艾岩眼眶湿润。
在杀机四伏的雷场，谁多排一颗雷，经受的危险就多一分。杜富国经历的危险高于其他战友，原因无它：他总是抢着上。
杜富国排除了1枚反坦克地雷(杨萌 摄)
在马嘿雷场，杜富国曾经排除1枚脸盆大小的59式反坦克地雷。大山密林，人都很难上来，为什么会埋反坦克地雷？杜富国知道这颗雷的危险怪异，把同组作业的班长许猛甩一边：“班长，让我来!”排除后才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顶端凹陷，这是一枚精心布设的诡计雷!
在四号洞雷场，战士唐世杰探到10多枚引信朝下、高度危险的火箭弹。“我技术比你好，让我来”，杜富国让战友退到安全地域，独自上前处理；在八里河东山某雷场，班长刘贵涛探到1枚罕见而危险的抛撒雷。没等刘贵涛命令杜富国撤下，杜富国已匍匐到地雷前，“班长，这种小事，让我来就行了。”
杜富国负伤后，有人问：“你为什么会用身体为战友挡弹片？”杜富国说：“我和战友是以命相托的兄弟，换了是谁，都会这样做。”
杜富国和战友在雷场排雷(黄巧 摄)
杜富国心里永远首先考虑的是战友和亲人，不是自己。“飞飞，坚强点。”杜富国清醒后，这是父亲杜俊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爸，我没事，放心。”杜富国的声音很虚弱，却平静。
杜俊没想到，伤情如此重的儿子还会安慰他宽心。在杜俊的印象中，儿子负伤后，无论是手术还是换药清创，从来没叫过一声疼。
杜富国不是不疼，是不想让亲人和战友们心疼流泪。
受伤之初，杜富国的手臂常有“幻觉痛”，感到手还在，偶尔“手指头”会痛，“这种痛是一种折磨，一不注意就会出现这种幻觉”。旁人不可能切身体会这种痛苦，杜富国也从不跟父母说自己的难受。杜妈妈说，儿子从小受苦受累，都不愿和别人说，永远是报喜不报忧。
“让我来”，是“我多干一点，大伙就能好一些”
武艺练不精，不是合格兵，这是杜富国恪守的“信条”。入伍8年，杜富国被5个单位争先选调，先后从事4个专业，多次获嘉奖，曾被表彰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他始终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每一个任务面前都认真对待。
2015年9月11日，扫雷大队组织官兵进行阶段性专业理论测试。(黄巧 摄)
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这些故事。第一次专业理论考试，他考了32分，全队垫底。很多汉字不会写，他用拼音替代，考卷上拼音连着拼音，战友调侃他是用“英语”答题。一个知识点反复背几遍，他仍然记不牢，熄灯后只好搬个小板凳，在走廊灯下学到深夜。
“不做就不做，做了就做好。” 只有初中文化的杜富国并无天资，却有自己的“做事哲学”。他知道，只有凭着执着，勤学苦练，才能努力将本事学好练好。正因为此，他的成绩也从32分到70分，再到90分，甚至有时候考满分。扫雷四队教导员凌应文说，将杜富国的分数按时间轴连成线，就是一个士兵的成长曲线图。
专业考试只是一方面。临战训练中，为练强探雷针手感，杜富国每天练上万针，像绣花一样将草皮翻了个遍，胳膊酸得抬不起。分队长张波说，有段时间每次中午吃完饭，都会看到杜富国一个人在外面“戳”地雷。经年累月，他熟练掌握了10多种地雷的排除法，将探雷器练成了“第三只手”。在综合性考核中，杜富国所有科目全优。
“吃得亏、打得堆”，是黔北人教育孩子的俗语，意思是做人要大气、懂奉献，杜富国的父亲常常对孩子们讲这句话。
童年时代，杜富国的父母在外务工，他背着弟弟妹妹放牛、砍柴、干农活，从小担起家庭重任，他的坚韧、懂事，让乡邻们人见人夸。
到了部队，杜富国把这种热心带到军营。他利用休息时间，为队里修水电、修门窗、修设备，成为出色的“三小工”；战友有困难，他时常拿出300、500元乃至上万元支援；在驻地，他常常为乡亲铺路坑、搬物资、修水电。他说：“活总要有人干，我多干一点，大伙就好一些。”
杜富国正在修理机器。在扫雷大队四队杜富国是队里的“三小工”，承担着队里的修理任务。(杨萌 摄)
杜富国和战友们一起搬运扫雷爆破筒(杨萌 摄)
在雷场，杜富国干的活也总是最多，背的装备总是最沉。队长李华健说，“‘杜富国’这三个字，是对讲机里呼叫频率最高的。他总是忙不完，大家都叫他‘雷场小马达’。”
马嘿雷场山高坡陡、荆棘密布，来回有6公里山路，扫雷兵得背着爆破筒一步一步往山上挪。一个弹药箱27.5公斤重，每次杜富国都要争着扛两箱，有时候还后面背两箱，前面再抱一箱。他的肩膀被背带勒出一道道血印，脚底也磨出了血泡。战友心疼他：“少扛点，时间长了，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杜富国笑道：“没得事，我身体好。”
负伤后的杜富国失去了双手双眼，很多战友难以接受，杜富国却依然开朗，对陪护的班长刘贵涛说，今后他要装上“智能手”，这样就能多做一点事，做一个有用的人。
“让我来”，是为了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对于军人，敢于担当，为国奉献，不是一句承诺、一声口号，而是在遇到急难险重的工作，发生重大事件时，充分发挥“主心骨”作用，杜富国正是这么做的。
杜富国8年多的军旅，曾有过三次重要选择。
第一次，是参军来到云南某边防团，他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边防战士，却选择了参加扫雷。第二次，是来到扫雷队后，队长发现他炊事技术不错，有意安排他当炊事员，他选择到一线扫雷。第三次，是排雷遇险时，他选择了让战友退后，自己独自上前排雷。
排雷兵，是和平年代离死神最近的人。杜富国明明知道，这一次次选择意味着一次次接近死神，为什么仍然这样选择？
答案，写在他的请战书上。2015年6月，杜富国当兵第五年。当统帅签发的云南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下达，他立即报名参加扫雷。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请战书上，他这样写道：“正如我五年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时的想法一样，那时的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杜富国报名参加扫雷申请书
据猛硐乡乡长盘院华介绍，在当地，“87个村民炸剩78条腿”的“地雷村”比比皆是，扫雷队来了后，猛硐乡再也没发生人员和牲畜触雷事件，“杜班长是替我们冒风险，替我们受的伤!”杜富国受伤后，麻栗坡县的村民李云孝、钟仙红、钟仙艳、马丽、周裕凤等人，赶到医院，看到杜富国身上缠满纱布，乡亲们心疼得直掉泪：“您是我们的大恩人!”
扫雷四队官兵在天保口岸四号洞雷场排除的部分地雷和爆炸物(黄巧 摄)
2018年11月16日，在杜富国负伤的雷场，他的战友以中国军人特有的“手拉手”方式，将最后一块雷场移交给边疆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宣告结束。
3年来，扫雷兵们用青春、汗水、热血乃至生命，践行“为人民扫雷，为军旗增辉”的誓言，清除113块共计57.6平方公里的雷区，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19.82万枚，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王仁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