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称此本为众多仇英版本《清明上河图》之祖本。宫女杨金英与宁嫔都遭受到来自皇上和方皇后的非人待遇，主谋了这起刺杀，事件发生时皇帝夜宿端妃寝殿。事后，嘉靖皇帝昭告天下，不但并未检讨自己的过失，反而把自己脱险归功于“天地、神人阴佑默相”。她的左上方一女子在弹琵琶，疑为端妃。最左面隐秘处，两人窃窃私语，应为主谋杨金英和宁嫔。情节关系的交代与史书一一对应，图史互证。
每个能够称之为经典的题材都是历朝历代艺术家反复演绎、不断完善的结晶，《清明上河图》即为典型一例。仅仇英版本在全世界就有三十余卷存世。
除《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中列为“次等”的“台北本”(现藏于台北故宫)、《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石渠本”(现藏于辽宁博物馆)，还有一版著录在清代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和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里的“辛丑本”(民间收藏)。
有专家称此本为众多仇英版本《清明上河图》之祖本。笔者近日有幸接触研究此卷，发现其间竟然描绘了一桩惊天大案，嘉靖年间众宫女勒杀皇帝的“壬寅宫变”前奏就隐藏其中……
清明节源于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纪念忠臣介子推割肉奉君却不求功名利禄，临死前唯愿主公常保清明的感人故事。“清明上河图”这一题材不仅仅是市井生活的描绘，还包含了对已逝生命的缅怀，激发内省和自觉，也隐含了对社会统治问题的思考。
相关题跋和著录都显示，仇英未曾见过张择端原作，不是临摹原图而是模拟了这个模式，在郊野和城市两部分大体结构上与张择端版类似。争议最大的是最后一部分，有人猜测张择端版曾被截去金明池争标等宫苑内容，也有人认为张择端版本来就没画这一部分。而几乎所有仇英版本却都画了宫苑部分。
这种有意识地扩充古典题材内容以强化义理的手法其实恰恰是仇英作品的一大鲜明特征。那么，神秘的“辛丑本”《仇英模清明上河图》的宫苑部分究竟暗藏了怎样惊世骇俗的故事呢?依款识可知此画耗时三年，公元1542年4月30日画家开始起笔，仅仅半年后，11月27日的深夜，北京的紫禁城便发生了宫女勒杀皇帝未遂的严重事件。
史书记载，由于嘉靖皇帝狂躁暴戾虐待宫女、迷信道教淫乐纵欲，殒命者众多。宫女杨金英与宁嫔都遭受到来自皇上和方皇后的非人待遇，主谋了这起刺杀，事件发生时皇帝夜宿端妃寝殿。宫女们便趁端妃沐浴时机试图勒死皇帝，过程并不顺利，其中的一名小宫女偷跑去告密，方皇后等人及时赶到救下嘉靖皇帝，方皇后杖毙宁嫔和并不知情的端妃，涉事宫女都被凌迟处死。
事后，嘉靖皇帝昭告天下，不但并未检讨自己的过失，反而把自己脱险归功于“天地、神人阴佑默相”。《明史》、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和当时刑部主事张合的《宙载》中对该案件的诸多细节都有记录。
画家起笔前，正值敕建的大高玄殿完工庆典，沉迷道教的嘉靖帝整日专心此事，所以后宫之中，画家没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隔着树石和小桥，两座高耸宫殿对立。
左边宫殿虽然更加宏伟，但相较于对面的莺歌燕舞热闹悠闲，这一宫殿里的气氛非常奇怪，一层正面的两个大门内，三个宫女在向外窥探，似在望风;最右边一个宫女手指对面楼阁上的皇后处，在和另两人说些什么。
她的左上方一女子在弹琵琶，疑为端妃。顶层正面的五个宫女左右观看，呈交谈状。最左面隐秘处，两人窃窃私语，应为主谋杨金英和宁嫔。加上桥上行走的三个宫女，正好与《万历野获编》记载参与此事的18人这一细节吻合。宁嫔和端妃没有子嗣所以没画皇子、醒目的红衣正是用来表示皇后与宁嫔、端妃等的尊贵身份……情节关系的交代与史书一一对应，图史互证。
然而，画家起笔时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并没有发生，那么画家最初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嘉靖帝本是藩王，但他坚持孝在礼之上，给亲生父亲封帝号并迎牌位入宫，遭到坚持祖制的文臣们的坚决反对，复杂的大议礼之争成为贯穿嘉靖朝的一条暗线，弄权霸势之臣上位，大批文臣遭受打击，忠奸善恶错综难解。有一种说法，“壬寅宫变”可能就是失败的文臣策划的。几乎与仇英起笔同时，文征明也书写了诸葛亮表述忠心的《前出师表》，这其实并非巧合。
大议礼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对于人性以及忠孝礼义的激烈思辨，诸多入仕朝廷的亲友卷入对立的各个派系中争论不休，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忠臣徐文靖公之子徐文灿、辞官归隐的文征明、见闻广博的仇英等人，势必会以自己的方式寄托他们的思虑忧情。
绘画仅进行一小部分时，壬寅宫变爆发了，这无疑应验了士大夫们的担心，但客观上却也提供给画家更为刺激的内容，《明世宗实录》载：“时诸婢为谋已久”，所以画家巧妙地选取了“预谋”这样一个既能记录史实又不易被发现的情节，精心捕捉了这场时政新闻。
人们每每惊异于这八米长卷上的一千多个须眉可见的生动人物、几十栋复杂精准的亭台楼阁和龙舟桥梁、明媚融怡的山水花鸟……殊不知，精妙的笔墨色彩之外，平和安逸的郊野与繁华发达的城市背后，却暗涌着一场如此巨大的危机!祸福吉凶，倚伏无常，非人力可争矣。审罢此卷，不由感慨：仇英乃真士大夫也!这一卷也简直就是嘉靖朝的历史纪录片。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指出：“只有通过艺术这一媒介，一个时代最秘密的信仰和观念才能传递给后人，而只有这种传递方式才最值得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