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拨乱反正”，意即要将已经混乱的局面恢复到原来正确的轨道上来。魏巍的《东方》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英雄团为主线，展现中朝两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是一部描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篇章。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学”兴起时最为精彩的亮相。张炜将此称为“融入野地”的精神状态，并形象体现在《九月寓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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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情到沉思间的一脉相承
——20世纪80—90年代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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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0期“聚焦”栏目特约专稿
◎贺绍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拨乱反正”，意即要将已经混乱的局面恢复到原来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也带来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一度萎靡不振的文学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开始得到复苏和振兴。其复苏和振兴首先是从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开始的。现实主义传统酝酿、诞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启蒙思想的引导下，现实主义文学担当起反映社会人生、改造国民精神的职责，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共和国建立后，现实主义更是提高到道路和方向的高度，是广大作家必须认真学习的理论和方法。然而现实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有高潮，有低谷；有收获，也有挫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现实主义正需要从被狭窄化、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的樊篱中走出来。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作家们长期被囚禁和压抑的思想得到充分的解放，他们既有的现实主义功力得以施展，创作出了一批显示现实主义魅力的长篇小说，如魏巍的《东方》、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等等。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
谈到这一时段的文学，因为正处在“拨乱反正”的社会转折期，人们往往强调了文学对旧时代的否定，而忽略了将共和国70年视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流程来认识。事实上，以上所举作品之所以能够在社会转折期很快推出来，是因为作家们有了长期的文学积累和思想沉淀。
魏巍的《东方》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英雄团为主线，展现中朝两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是一部描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篇章。两位作者均是历史的亲历者，当年就有了创作激情。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就开始动笔，几经磨难，也反复修改。刘白羽在1949年写完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后，就开始酝酿写一部长篇小说，以表达“创建新中国的深沉内涵”的夙愿。
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以1975年冬工作组来到四川农村开展整顿工作为背景，描写老农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悲欢离合的故事。周克芹“文革”期间就生活在农村，目睹广大农民在极“左”路线下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当时便有了创作欲望，但因创作条件不允许，只能一直将腹稿藏在心中，直到1978年才正式动笔。这几部作品是有力的见证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是非常坚实的。
如果说《东方》和《第二个太阳》是现实主义军旅叙述的基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现实主义乡土叙述的基石，那么姚雪垠的《李自成》则是现实主义历史叙述的基石。姚雪垠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第一卷出版于1957年，在后来的写作中，姚雪垠在政治思潮不断变化的挑战中努力保持自己的现实主义定力，他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李自成》第二、三卷被茅盾称为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剖”封建社会的作品。只有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性和强悍性来认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语境，才能理解这些作品的分量。
李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创作，主要写中短篇小说，他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和思考，最终都投入《黄河东流去》的创作中，这部描写黄泛区人民从1938年到1948年经历的深重灾难和可歌可泣斗争的巨制，在历史叙述和乡土叙述两个方面都具有基石的意义。
萧克的《浴血罗霄》则将我们的视野拉向更远的历史。身为红军指挥员的萧克受苏联战争小说《铁流》的影响，决心要写一部反映中国红军生活的小说。《浴血罗霄》断断续续写于战火纷飞的间隙，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经过反复修改得以出版，所以这是一部前后写作了40年的小说，小说特殊的战争韵味正是因为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历史岁月的浸染而获得的。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铭刻着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思想深化的轨迹。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学”兴起时最为精彩的亮相。
刘心武的《钟鼓楼》体现了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回归，全方位揭示80年代市民的生存状态，传达出一种被人道主义精神所照亮的宽容和谅解。还必须看到，80年代的文学思潮既是文学内部运动的产物，也是文学密切呼应社会变革的适时调整。因此80年代的文学具有深厚的社会内涵，比如对改革的深度书写。改革，是80年代最强的社会呼声，也成为80年代文学最重要的主题。
《沉重的翅膀》写的几乎就是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作家的思考与现实的改革在同步进行中。张洁通过机关生活、家庭生活以及友情与爱情的描写，展示了人民在改革中走向美好未来的脚步声。
柯云路的《新星》把视角对准了改革开放初期县城的基层干部和百姓，以充沛的政治激情，描写了改革之年的斗争，作者倾力塑造的李向南这一改革干部的形象，不仅体现了他对社会的认知，也浓缩了社会对于改革的热切期待。
路遥则把目光投向基层的平凡人物，寻访平凡世界里的不平凡的灵魂，他在《平凡的世界》里把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家族矛盾、农民生活的艰辛、新一代的感情纠葛，以及黄土高原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俗都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出来，既透露出作者对家乡父老温馨动人的情愫，又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富于哲理性的深刻思考与理解。作者朴实的现实主义叙述和真诚的写作姿态，是这部小说长年受到读者特别是平凡世界里的年轻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知青文学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知青是中国当代历史的特殊产物，打上了共和国一代人的鲜明印记，要为当代文学有所担当似乎就成为他们的历史宿命。这种历史宿命体现在理想主义上。知青文学从整体上说具有理想主义特征。因为知青一代是在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教育环境中完成自己的世界观建构的，理想主义已经铸进了他们的灵魂之中。
叶辛的《蹉跎岁月》是较早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文坛一片“伤痕”的控诉声中，叶辛内心对理想和青春的缅怀吟唱出另一种旋律。
梁晓声也是一位始终高扬着理想主义精神的知青作家。他不仅对以往的理想岁月充满眷恋，而且还希图让理想能够在今天这个新的时代得到延伸。这应该是梁晓声写作《雪城》更深层的动机。《雪城》的上部在说，知青一代的理想终于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而失落了，《雪城》的下部则是在说，知青一代要在新的时代寻回自己的理想，于是下部的结尾出现了大学生高呼“振兴中华”的慷慨激昂的场景以及主人公之一姚守义“倒退和前进都不那么容易”的壮语。
20世纪90年代从80年代的激情中走出来，社会对世俗和物质的追逐呈疯狂的程度，促使人们进入沉思，寻找精神的依托。知识分子发现了民间的价值，将此开辟为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叙事空间。张炜将此称为“融入野地”的精神状态，并形象体现在《九月寓言》之中。他以一种无限惋惜和深情眷顾的情怀来描写村民们和他们的生活，写下对这种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一曲深情的挽歌。不仅如此，作者还以此来重建他的人文精神和生活理想，抵抗现代化进程对人的自然本性和一种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的侵蚀和剥夺。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是一种立足于“都市民间”的写作。小说以十分自由活泼的形式，创造了一种都市的民间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典型特征就是它的传奇性、亲和性和私人性。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历经沧桑又充满活力的城市，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与独到的感悟，无论政治风云多么激烈，在王安忆内心始终保存着一个潜在的、柔软的、市民社会的上海，以及在此基础上持久恒定的民间生活，王安忆以一种现代都市世俗审美叙事的方式将其呈现了出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是90年代隐秘民间“家族史”写作的代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制影响很深的社会，因此家族是揭开中华民族“秘史”的最佳入口，陈忠实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以“仁义”为基调的宗法文化的坡塬，在这个坡塬上生活的人们，无论他们的生死哀乐，还是他们的爱恨情仇，都体现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纠缠。《白鹿原》就是中国乡村文化近百年来的真实写照，陈忠实在书写中多少流露出一种对历史的感伤和悲观。或许这种历史的感伤和悲观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情绪，但陈忠实将其凝结在文学中以后，它就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感染力。
新时期文学在逐渐恢复现实主义应有魅力的同时，还朝着另一个向度寻找突破口，这就是从现代主义思潮中汲取文学资源，它由此大大拓宽了小说表现的艺术空间。莫言得益于西方现代派，使他能够重新处理本土经验，创造了一种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所命名的“幻觉现实主义”，他的《红高粱家族》就是幻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莫言在高密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发现“我爷爷”“我奶奶”们强悍的个性生命力，以及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小说通过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使民间世界中所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韩少功对于现代主义的学习则偏重于理性，《马桥词典》完全采用非小说的叙述结构，以词典的形式破坏了故事的叙述链，却为思想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小说完全有赖于作家在历史、地理、语言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积累和文化涵养，处处展示出作者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沉思，更体现了深刻的哲理性。作者赋予语词以独立的生命，小说呈现了生命之花的开放和凋谢，以及语词生命的神秘精神。
考察文学叙事的政治情怀，我们会发现，文学仍然是社会各类政治诉求的有效表达方式。经历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洗礼，作家逐渐建立起独立清醒的政治情怀，他们甚至是直接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小说叙事之中，使小说紧扣主流政治的走向。周梅森始终关注着中国当代政治的变化，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政治文献的价值。当经济改革向着纵深发展后，政治体制上的问题逐渐成为最大的掣肘，于是他写了《中国制造》，在小说中大胆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部小说的故事告诉人们，真正要让“中国制造”站住脚，必须是用中国自己的“机床”——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现存秩序等“加工”出来的产品。张平的政治敏感落在人们普遍关心的反腐问题上，其小说《抉择》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尖锐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呼应了社会上普遍对腐败的不满情绪，因而在情感共鸣上就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支持。张平的政治情怀还突出表现在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李高成这一与腐败分子做坚决斗争的反贪英雄形象，正因为李高成的大义凛然，最终将腐败分子拉下了马。这样的结局应该说切合了广大读者的心愿，鼓舞了社会的正气。柳建伟敏锐地觉察到军队在和平时代的困顿，他的《突出重围》就是把这种困顿当成真正的敌人从正面出击的，小说描写了一场模拟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大演习，以极大的思想勇气直面中国军队的现实处境和面临的严峻挑战。
曹文轩的小说在审美风格上独树一帜。他有自己明确的审美理想，无论社会时尚如何变化，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审美理想，追求优美的美学风格。优美作为古典美学的精髓，自然成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否定和颠覆的主要对象，在先锋文学最风光的年代，依然追求优美便成为一种“保守、落伍”的行为。这样做是需要一种勇气的。曹文轩不仅有这种勇气，同时也在美学上充满自信，因而他追求优美以至达到“唯美”的地步，因为只有“唯美”，才能更鲜明地抗衡以丑为美、以残酷取代优美的时尚潮流。《草房子》是他追求优美理想的代表作。小说以优美的文字、纯情的童年故事，营造了诗意般的艺术意境。事实上，自80年代以来，作家们的艺术触角伸向了更广泛的领域，在艺术风格上不仅百花争艳，而且不断创造出新的形态。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以茶文化为题旨，是一部描绘中国茶人在近现代史上的命运长卷。小说起承转合自然圆熟，在家族史叙述上提供了文化叙述的尝试。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学，不同的民族不仅带来不同的色彩，也带来不同的体认世界的方式。阿来的《尘埃落定》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它完全以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种“新”主要是其藏族文化酿造出来的，如思维的悟性，如结构的神游。《尘埃落定》的悟性往往指向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仿佛有一个冥冥先祖穿越悠久岁月的召唤。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着眼于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冲突，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以及三代人命运的沉浮，旨归于铸造在多元文化冲突、碰撞和互融互渗中焕发出蓬勃不息的生命意识的平凡而伟大的人格。
从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燃烧，到90年代的冷静沉思，上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的作品，展现了长篇小说创作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从中也能看到贯穿始终的当代文学传统。
贺绍俊
1951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文学的尊严》《重构宏大叙述》《铁凝评传》《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当代文学新空间》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0期特约专稿
附：“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完整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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