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人们反感的对象，在网络上，便有人戏称他们为“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变成了“公知”，主要就是“没有底线”和“正义立场”。“公知”们的声音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声音，逐渐认识了他们真实目的的人们，对于公知的反感越来越重。他们只注意到了“独立”，只在乎“自由”，只想着“批判”，却忘了公知的根本。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简称。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正式将“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带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其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这里用的是“界定”一词，而不是“定义”，也就是说目前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还没有准确的定义。而且这三条界定是并行的，并没有先后顺序的逻辑关系，同时满足三条才可以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公共知识分子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当得上的，要求不可谓不高。除了上述三条，一般还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
但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南方人物周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并没有这两条。也正是因为这两条的缺失，使得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了底线，没有了正义的立场。一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随意地发表一些自以为是的言论，为了某种目的去引导舆论。使得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人们反感的对象，在网络上，便有人戏称他们为“公知”。
在《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不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自居，其实并没有正真的独立性，也没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主要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确实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现在所谓的公知不就是这样的人么？
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变成了“公知”，主要就是“没有底线”和“正义立场”。他们的很多言论，已经突破了底线。他们的立场，已经站在了对立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性。他们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说出一些有悖常理，让人觉得荒唐可笑的话来。
并且，这些人自认高人一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民众。他们觉得自己担负着“启蒙”的责任，是别人的人生导师。他们听不进别人的批评和意见，逼急了就是一通“极左”、“愚昧”、“冥顽不化”的批评。所以，“公知”成了跳梁小丑一样，在高大上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一副气急败坏的姿态。
因此，“公知”越来越让人厌烦了。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公知”没有了原本的话语权，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公知”们的声音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声音，逐渐认识了他们真实目的的人们，对于公知的反感越来越重。他们高喊着“自由”、“民主”、“问责”，但他们身上一点也没有自由和民主。他们不给人以批评他们的自由，他们不给人以平等话语权的民主。
我们需要批判性的建议么？当然是需要的。我们需要独立性的批判么？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保持普世价值的底线”和“独立正义的立场”的基础之上。什么是普世价值和正义立场？起码一点就是国家的主权、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如果违背了这些基本点，说得再漂亮，那都是瞎扯。
而现在的“公知”们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他们对于国家的主权看得极淡，对社会的稳定没有概念，对人民的幸福毫不关心。他们甚至成了国家主权的出卖者，社会稳定的破坏者，人们幸福的绊脚石。这样的“公知”能得到人们的喜欢么？显然不是，他们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了。
显然，一开始《南方人物周刊》给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就缺乏了最基本的“底线”和“正义”，使得现在的公知们越跑越偏了。他们只注意到了“独立”，只在乎“自由”，只想着“批判”，却忘了公知的根本。就像大楼没有了根基，不轰然倒塌才怪呢。“你才是公知，你全家都是公知”，这话便别有一番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