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简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主张）

城邦的本质乃是一个统治机关，在另一些地方它也被称为“国家”。在克里特和斯巴达，人们实现共餐制，军政大权由十人组成的“科斯莫”掌管，公民虽然有权出席大会，但仅限于举手提案，并无决策权。例如罗马人为了征服外敌、镇压奴隶，先后承认了“前三巨头”与“后三巨头”的合法地位。

公元前431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后，雅典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 其中有一句话被世人广为传颂、经久不绝；他说：“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男人，我们不说他是那种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而干脆把他当作废人。”

在伯利克里的时代，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已经发展到了顶峰，统治的艺术变得极具吸引力。这种观念扭转了苏格拉底“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远离政治”的伦理主张。希腊人逐渐意识到政治学与统治者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在谈论哲学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注意到了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前半部分主要围绕“正义”的话题进行辩论，本质上还属于伦理学的领域，而到了后半部则转到政治学之中，描绘了理想城邦的形态，并且提出让“哲学王”来统治国家的观点。

在柏拉图的众多弟子中，亚里士多德似乎是专门为反对他而生的。当柏拉图还在世的时候，后者就主动退出了学园，对此，柏拉图说：“亚里士多德踢开了我，犹如小雄驹踢开生养它的母亲。”这名“小雄驹”在哲学领域用“形式论”来批驳老师的“理念论”，在另一个领域又写出了《政治学》，直接与《理想国》唱反调。柏拉图认为政治学是“哲学王”的治国之术，把它交给肉食者们来谋划就行了。而亚里士多德则说：“人是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小到家庭，大到城邦，无不充斥着各种政治生活，政治学绝非政客、君王、家主的专利，它属于每一个“公民”——当然，奴隶、妇女、工匠和异邦人要被排除在外。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家庭为逻辑起点，他认为家庭是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当数个家庭聚集群居时，就形成了村落。每个村落都会推举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老来主持集体事务；而多个村落为了更优质的生活而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城邦。正因每个人都出生在家庭中，而城邦又包含着村落和家庭，所以每个人一出生就获得了“某某邦人”的政治属性，也就是取得了“籍”。这说明人具有着政治动物的本性，大部分人都不是山野怪人，也不是方外之士，而是生活在城邦之中的一员。

人不像野兽那样经常互相杀戮、弱肉强食，而是秉持公正的原则，通过制定法律、遵守风俗，集体过上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所以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他们发明了城邦，同时又在城邦的统治下生活。

那么究竟什么是“城邦”呢？它是指人们所群居于其中的那座城池、那片土地或者那堵围墙吗？

正如家庭与房子存在区别一样，城邦与城市也不是一个概念。家庭乃是指各种生活在一起的男男女女，而不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城邦也是指由各种“公民”共同组合成的政治联合体，而不是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公民”只是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一部分人，并非全部。

“公民”乃是这样的人，他们拥有政治权利，能够担任公职，可以参政议政，并定期出席公民大会，进行轮番而治——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有权参与政治事务的人就是公民。”显然，无权参与政治事务的人便等同于奴隶了——在古希腊，妇女跟奴隶并没有什么区别。此外，公民存在着任期，当他任期届满时就会下野，成为自由民，接受其他新上任公民的统治。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就是统治者，他们共同组成了城邦并且通过后者来对其他自由民、奴隶、妇女、儿童、异邦人进行统治。城邦的本质乃是一个统治机关，在另一些地方它也被称为“国家”。国家只属于统治者，自由民是他统治和管理的对象，而奴隶和妇女则是主要压迫的对象——政治学在本质上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国家、城邦来治理被统治者的学问，是统治奴隶的一种艺术。

在古希腊城邦中，自由民分别担任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角色，在轮番而治的模式下频繁切换身份；而广大奴隶和妇女则是固定被统治的对象。至于后者为什么会落到这种悲惨的命运，亚里士多德诡辩说是自然的安排，因为奴隶与妇女在血统、智力和体力上处于劣势，所以“有的人天生就是自由人，有的人则天生为奴；对于后者，奴隶属性更为有益，也合乎自然。”

公民要加强对奴隶的统治和领导，就需要采用一定的统治方式，其中一种叫“威权统治”，另一种则叫“法律统治”。在家庭中，“威权统治”成为主要手段，家长乃是奴隶和妇女的君王，对他们操有生杀予夺之权；而在城邦中，“法律统治”成为基本方法，因为统治的对象包括其他自由民，所以不能像家庭那样单纯依靠强权。

为了弄清统治问题，亚里士多德广泛考察了古希腊各个城邦的统治方式。在米利都，统治者希波达莫斯把民众分为工匠、农夫和武士三大类，接着又把土地划分为祭祀用的公产、军需用的田产和农民自己的私产；他宣称三类人都是统治者，大家都可以通过选举来担任公职。但实际上，农民因只有土地而没有武器，工匠因既无土地又无武器，都很快就沦为了武士的奴隶。

在克里特和斯巴达，人们实现共餐制，军政大权由十人组成的“科斯莫”掌管，公民虽然有权出席大会，但仅限于举手提案，并无决策权。这种把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统治模式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寡头制”。

而在雅典，自从梭伦改革之后，寡头制逐渐被终结了，农奴得到了解放，长老院的寡头倾向、公民选举的贵族倾向与公审法庭的民众倾向实现平衡，出现了新型的统治模式。

在对各种城邦的统治模式进行考察之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体”概念。他说：“政体是对城邦行政人员所责公共事务之安排”——实际上政体就是统治者的组成方式和统治模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城邦与国家的政体都可以归入这三种之中：

第一种是君主制，由单个人实施统治并顾及了全民利益的城邦属于这种政体；

第二种是贵族制，由少部分德才兼备的人进行统治的城邦属于这种政体；

第三种是共和制，由大量公民为着公众的利益联合执政的城邦属于这种政体。

这三种政体的原则都是为着全部统治者的利益而实行的统治，所以是良好的政体。

城邦犹如演员，政体则是他所表演的角色。有时候演员并未改变，但角色已经更换，例如罗马在西塞罗的时代是“共和国”，在屋大维时代则是“帝国”，虽然它还是叫“罗马”，但政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爱罗马帝国并不是真正的爱国，它保留了“罗马”的名字，却变更了政体的本质。所以真正的爱国乃是爱政体、爱城邦、爱公民，而不是爱那个虚假的名称。

三种政体经常会出现角色变化。当君主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为了一己私利进行统治时，君主制就会腐化成了僭主制。例如拿破仑在早期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推翻旧制度的英明君主；而到了后期他却退化成了一个四处侵略，把法国人民拖入战争深渊的专制皇帝，这种变化是不易察觉的。

当精英贵族不再心系国家、公正清廉，而是中饱私囊、垄断官爵时，贵族制也就堕落成了寡头制。例如罗马人为了征服外敌、镇压奴隶，先后承认了“前三巨头”与“后三巨头”的合法地位。结果反而导致罗马共和国坠入了寡头制的深渊，在寡头之间的内战中濒灭亡。

当大量公民不再为公众利益而联合执政，政权落到底层穷人手中，并专门用来为他们服务时，共和制就转化成暴民制。亚里士多德说：“暴民制是一群贫民掌权的统治”，在这种制度下，杀富济贫、平均主义、践踏法制成为普遍现象。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罗伯斯庇尔、丹东率领“无裤党公民”夺取政权后，便打着“祖国在危急中”的旗号下大开杀戒，屠戮同胞，留下血腥的一笔。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好的统治模式必然要以公众利益为导向。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虽然存在差别，但它们所追求的都是维护公众利益，以至善、公正和美德为统治原则，所以并不存在哪种政体更好、哪种更坏。君主制会导致专制、贵族制会造成寡头、共和制也会产生暴民，因此不存在尽善尽美的政体，城邦的统治者各取所需就行了。

然而，其实这三种政体在本质上都是统治者用来压迫被统治者的手段。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就说儿童只是“假设意义上的公民”，奴隶和妇女不是公民，工匠与劳工也不能被视为公民，外邦人只有当他的母亲是本邦人的时候被当做公民。所以在一个城邦中，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奴隶、妇女、儿童都被排斥在统治者之外，那些蓄养奴隶、拥有财产、圈养娈童的成年男人才获得公民的资格，能够通过轮番担任公职来成为统治者。政体是他们所发明出来并为其服务的东西。所谓“公众的利益”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已。

对于奴隶们来说，君主制、贵族制与共和制的区别就像铁鞭、皮鞭和柳条的差异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仅仅是打在身上的疼痛程度罢了。